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统领执政兴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既是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又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的。而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除了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中
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人生命运正在发生着变化，他们的精神心理世界也在发生着变化。尽管直到今天他们绝大多数依然身份未变，但种田不交税，读书不收费；看病有医保，极贫有低保；打工有自由，工钱有保障，以及逐步实现乡村亮化，道路硬化，种田机械化，农舍规范化等等，这一切，都在孕育着现代式“新型农民”的精神心理。但从目前创作现象来看，虽然乡村文学已经展现了一些农民精神、性格方面的变化，却大多侧重于表现他们的传统文化性格――不变或变化甚少的一面，热衷于揭示他们在两种文化冲突中的人格人性的变异与扭曲、辛酸与隔膜、贫困与觉醒，而对那些逐渐走向“新生”、现代因素潜滋暗长的一面，却表现得较少或者浅尝辄止；现代式的“新型农民形象”，似乎很少出现。
然而，新农村建设的时代与历史选择，需要一大批新型农民，需要塑造一大批新型农民形象。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发现新型农民的优秀品格与良好素质。今天的农民大都主动摆脱世代传统的束缚，主动与现代大工业发生联系，主动成为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前进的生产力，并在这当中接纳新知获得精神蜕变，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生活潮流，它的意义早已不限于“打工仔”、“农民工”的命运，而且有着民族素质、民族精神提升的意义。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学，反复在关注、思索的“国民性”、“农民性”问题，到今天应该是到了可能出现转换性变化的历史契机，应该有更多作家像当年鲁迅在一片自满、自足声中发现了阿Q精神弱点那样，在当前文学对农村的一种怅惘式的书写中，要以清醒的目光去发现更多的正在走出阿Q时代的农村新人，去探索那些真正着力摆脱“国民性”、“农民性”、走向精神高地的伟大的灵魂。事实上，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华广袤的土地、一个个错落的村庄的时候，就会发现那里有许多震撼心灵的故事、可歌可泣的人物：那个带领村民奋斗几十年使华西村率先实现城市化的吴仁宝，那个顺应民心在当下中国组建起第一个“农民协会”的蒲州镇的女青年郑冰，那个把南街村治理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王宏斌，那个从“旗帜”到凡人再到“商海”女强人的郭凤莲等等，都曾经是传统的农民，有着小农经济意识，有的甚至还有“左”的思想观念，但现在的他们不管思想深处多么复杂，新型农民的现代思想和市场意识无疑已成为他们的主导精神。这些农民自然是群体中的极少数，但他们是中国农民的先行者，昭示着广大农民的未来之路。这样的新型农民就需要我们作家以睿智的眼光去对他们进行发掘，发掘他们处于变化成长中的、不断滋长新型农民原素的各式各样的精神因素，发掘他们的开拓精神、科学头脑、市场意识等等。这是中国传统农民最缺乏的，但却是市场经济社会最需要的，也是旧式农民走向现代农民应该具有的精神素质。乡村社会的那些成功（如商人、企业家）农民，无不具有这种现代精神素质。黑格尔认为：典型人物“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这种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生成的新型农民形象，正是一种时代性格特征，它已然成为一小部分农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的方面”，我们的作家应该努力去发现它、表现它。
我们的乡村文学曾经塑造过像刘雨生、梁生宝、肖长春、李双双那样的著名形象，但近年的乡村文学却鲜有类似的典型产生。现在一些作家笔下的农民，人物性格单一、浮泛、缺乏内蕴而显得苍白。这种状态不能不说与乡村文学缺乏具有震撼人心、具有一定审美价值、高层次的新型农民形象有极大关系。因为，有生命力的新型农民形象与小说神奇的想象力、精彩的故事、引人入胜的情节、丰富的文化内涵、纯净的文学语言一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要在思想观念、科学文化、法制意识等上提升农民素质，就必须走出缺失误区：一、对农民主体地位缺乏充分认识，在近几十年的农村改革历史中，数亿农民始终是变革的动力和主体，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由于他们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中处于弱势状态，使我们轻视了他们的社会和历史地位，因此表现在作品中就使这一庞大的群体渐渐萎缩和虚化了。二、缺乏对各式各样新型农民形象的塑造，从传统的小生产者到进入市场大潮的新的、现代的农民，他们从灵魂到外表经历了多么痛苦、曲折的蜕变。但在我们的乡村小说中还是现实叙事的少，正面讴歌的少，体验深切精心提炼的少。出现的还是那些似曾相识、灰头土脑的旧式农民，新型农民形象寥若晨星。三、作家的写作，很难超越特定时期具体的乡村文化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氛围、价值取向、人文立场，人物总是深深地刻有具体时期的社会政治痕迹并主导人物的行为，人物在这里只是情节的产物，木讷的符号，他们的地位是“功能性”的，并没有进入人物的精神――心理这一本质层面，就是说，人物从属于故事或事件，丧失了饱满的性格和丰厚的内涵。四、市场化、商品化对乡村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冲击，农民的精神理想渐化为“破碎的激情”，作家在竭力摆脱“宏大叙事”的同时，却陷入了“个人化”、“私人化”、“淡化”的表达困境，较少追求富于震撼力的人物心灵世界。总之，种种外在的内在的因素，制约、限制或妨碍了作家进一步深入农民心灵的复杂层面，塑造出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新型农民形象。
作家如何才能塑造、挖掘新型农民的深层内涵，创造高质量、高水准的不朽的新型农民形象？农民的精神心理世界，是个极为复杂矛盾而神秘的领域。其中既有传统文化精华的品德，也有封建落后的意识；既有改革春风滋润的新生元素，也有在“新农村建设”中勇于开拓、探索、创造的新型农民。而且是精华、糟粕和新质犬牙交错、相反相成、此消彼长，构成一个错综驳杂的矛盾体。因此，中国农民精神人格的建构是一个比经济、政治建设更为漫长的过程，作家对农民的走近、熟悉、探索、塑造，也是一条艰难、无尽的路程。首先，作家在观照姿态上要用一颗真诚的心走近农民。视他们为历史的主人，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甚至要有一种顶礼膜拜的虔诚，去发现他们身上犹如“春芽”一般的新绿，看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平凡而伟大”的“全人”。只有这样，作家的理性思想和人物形象才能构成一种巧妙的张力和复杂的结合，凸现出一个个新颖独特而又意蕴深远的新型农民来。第二，改变农民的整体命运。在一个全新的现代文明到来面前，农民是带着历史前进足音去寻求新的生存环境的一颗不竭的灵魂。不管他们属于这个整体的哪个阶层，倘若不主动改变生存观念和生存方式，都必然会落到生活的边缘甚至被生活所淘汰。正视这一点，就能为乡村文学审美升华提供极为丰富的底蕴，对增添文学创作历史的厚度和悲剧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第三，重建人文精神和道德立场。一个时期以来，作家一写到农民就是愚昧落后、奴性狭隘、迷信保守；一写到农村就是社会阴暗、闭塞邋遢、肮脏粗鄙，乡村文学越来越卑微和琐碎，尤其缺乏具有人格化力量、有道德感和正义品性的农民形象。只有真正地表现农民的优秀品性，人物才能具备一定程度的审美品质，才会具有永恒的终极价值。文学的书写才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才能提升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而且在美学表现上也才会有强劲的张力。第四，追求精神深度与哲学意识。精神深度是负载广阔的历史内容的诗性叙事与情感表达，哲学意识是形而上的独特发现与精辟概括。塑造新型农民形象，既要有生活，又须通哲学；既要个性化，又有普遍性，发现人物性格的多极性与外在世界的独特关系，塑造一个不为外部世界所累、能体现一个意味世界的人，完成“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部”，这样的新型农民形象，才会具有巨大的精神深度，才会产生代表科学发展时代水准的不朽的典型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