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创新是战争思维发展的基本形式，亦是战争致胜最为活跃的能动性因素之一。从历史上看，能否根据战争的发展变化创新军事理论，是一支军队驾驭未来战争能力的标志。在创新军事理论的过程中
校准观念性尺度
“100个答案，不如一个聪明的问题”（爱因斯坦语）。创新的睿智与远见，突出地表现为对重要问题的鉴别及其创新取向的判断。在军事理论创新问题上，“一个人只有认识力而没有判断力，或者只有判断力而没有认识力，都是不可想象的”。（《战争论》第1卷，第177页）那么，在军事认识过程中，我们秉持的判断标准或者说认识尺度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创新军事理论时必须考虑的。
在战争中，关涉因素的多样性及矛盾的普遍存在，使理论思维充满辩证且十分复杂，根据不同的信息量，一个营一级规模的问题就要比最复杂的试验难上五到十倍。军事理论对战争实践的揭示，不是重述事实，它必须在理性的层次上阐明战争诸因素与致胜的联系，并建构赢得胜利的途径。对此，以二值逻辑为基础的精确方法是无能为力的，而辨证法作为一种经常性的思维工具，离开了准确的观念性尺度，亦无法进行有效地分析和判断。
从一定意义上说，军事理论创新与战争实践是不对称的，认识尚未进行的战争，必须扬弃以往的战争经验，进而形成源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分析和判断的尺度。我们这里所说的观念性尺度，就是指人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物质手段的变化，按战争发展规律，对未来作战必然性和可能性有所断定的理性认识。经验表明，历史上成功的军事理论创新，都较好地运用了观念性尺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先有“未来战争是机械化战争”的观念，而后才有“小型职业化军队”和“斩首”理论；奥地利的艾曼斯贝格尔则依照“坦克必须集中使用才能发挥最佳作战效能”的观念性尺度，设计了机械化兵团的编制体制；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则根据“机械化战争是大兵团作战”的观念，提出了大纵深战役理论，等等。上述理论从不同侧面勾勒的机械化战争蓝图，在更深刻、更广泛的层次上形成了人们认识机械化战争的观念体系，为德国人古德里安最终完成对传统作战方式的革命性改造，提供了价值取向。
跳出学科本位藩篱
当前，随着军事科学的发达，学科划分日愈细密，可以肯定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军事认识的深化。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体系化军事理论与战争本身是有一定差距的，各学科所造成的人为思想藩篱，在战争实践中是不存在的。条块式地解构战争，只是军事认识的方法，不是目的。如果我们囿于学科认知领域的藩篱，疏于在系统、综合的层面上导致认识的回归，就不可能导致作战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战争是由众多因素构成的整体，当前情况下，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广泛应用，不断调整着各种制胜因素之间的关联方式和层级关系，使战争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并由此衍生了一些新的战争特点和规律。面对这种变化，我们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剖析，其根本点在于对作战方式、作战程序和行动内容的重新思考和设计，而要达成这一目的，靠条块分割式的以学科为本位的理论推究是行不通的。一方面，任何单一的军事学科理论都难以主导战争实践；另一方面，理论上的“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列宁语）。
把军事科学划分为各个学科门类，这是军事认识史上的一个进步，然而，如果不加分析地遵崇这种研究习惯，容易造成战争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分割和孤立，形成简单化的思维倾向。诚如黑格尔所言：“从来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上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割开来考察”。战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是许多个体的简单组合，关于打赢战争的理论，也不是各个学科理论的叠加。
超越概念累加模式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军事概念或者说术语，是战争认识结晶的基本颗粒，战争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众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离开了新概念的理论概括和揭示，根本无法展开军事认识行程，创新也将无从谈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热衷于提出新概念，一味地堆砌概念和术语，是一种“醉醺醺的思辨”，它并不能造成军事理论的突破。早在100多年以前，克劳塞维茨曾对这种现象给予过猛烈抨击，他说：在军事理论研究上，“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像众多宫庭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象不法暴徒和散兵游勇一样，到处横冲直撞”。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实践性的知识体系，军事理论是二元结构的，原理性阐释和作战行动规范分别从属于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范畴，从军事认识史上看，应用理论比基础理论发展得早。军事理论的创新思维，不仅要把我们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与逻辑上贯彻一致的思想体系对应起来，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必须使这种理论成为可操作的作战行动指南。
迄今为止，在世界上还没有哪种军事理论可以超越战争实践而直接导致胜利，军事理论的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基于这种情况，所有关于军事理论创新的思考，仅停留在运用概念静态地诠释战争中的新生事物，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效的军事理论创新，应能指明军事技术发展而导致的制胜途径的变化，并规定在特定时空状态下作战行动的具体方法。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理论创新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注重思想实验及训练检验
与其他科学相比，战争离经验的距离要近得多。但是，军事理论创新的问题，不可能单从经验中得出，而只能从理智的预测与观察到的事实两者的比较中得出。理论创新所探讨的战争问题，是一种未来的可能，它所具有的探索性、前瞻性和独创性，使以往的战争经验和定见很难成为检验创新认识正确与否的依据。然而，就军事理论创新本身而言，反复验证和选择是认识深化的前提，不能验证的认识是值得怀疑的。
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不能在实验室里复制，即便是在作战模拟日益发达的今天，电子计算机也绝不是“战争的算命先生”。就军事理论创新而言，依据战争的特点及目前的条件，对创新认识进行相对检验，还是可以做到的，其基本形式就是思想实验及训练检验。
所谓思想实验，就是在理论所设定的模型中，按照战争逻辑在想像上操作和推演战争。在军事理论创新过程中，思想实验所提供的超越现实的战争时空条件，对于启发见解、纠正偏差进而引出符合事实的正确结论，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军事认识史上，许多标志性理论的出现，都得益于思想实验。除此以外，军事理论创新还应注重接受训练的检验，在和平年代，军事训练是最接近实战的实践形式，也是检验新理论最权威且最有效的方法。
(作者单位：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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