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发达国家摸索出一种以微调为主要特点的政府干预模式，即对付通货膨胀压力，逐步加大紧缩政策力度；对付通货紧缩压力，逐步加大扩张政策力度，我们称之为“逐步升级模式”。我国过去曾采取强力推动经济加快增长，在经济出现严重过热时，又强力收缩的调控方法，引起经济大幅度波动，我们称之为“大起大落
三种调控模式的比较
要正确调控宏观经济，须掌握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市场经济是由无数微观主体――企业和个人组成的，他们根据市场信号来调整自己的行动。由于条件、能力、认知以及在经济和产业结构中所处地位的不同，有的企业对市场信号的变化反应灵敏，有的企业反应迟缓。当经济趋好时，反应灵敏的企业立即扩大投资，增加产量，反应迟缓的企业则要观望一段时间才逐步跟进。随着市场趋好信号的加强和“羊群效应”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扩张行列，使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进入上升通道，表现出一种向上的惯性；在经济趋于不景气时，反应灵敏的企业首先削减产量，降低投资规模，反应迟缓的企业也随之陆续采取紧缩行动，使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进入下降通道，表现为一种向下的惯性。
正是因为企业对市场信号的反应有一个从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从而形成经济向上或向下惯性。经济的这种惯性加剧了经济失衡和波动。在经济上升时期，它推动经济上升速度越来越快，进入过热；在经济下降时期，它推动经济下降速度越来越快，进入过冷。因此抑制经济惯性，将经济增长率稳定在潜在增长率附近，就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那么，三种调控模式是怎样完成这个任务的呢？
首先来看大起大落模式。在经济上升时期，政府受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措施，使经济向上惯性的冲力更加猛烈，很快进入严重过热。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不得不采取高强度的紧缩措施，将经济由上升转为下降，但为了迅速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又继续保持紧缩措施的强度，使经济下降惯性的冲力更加猛烈，进入严重过冷。由于大起大落模式没有逆经济惯性的方向进行调节，而是推波助澜，加大经济惯性的冲力，也就难免不引起经济的大幅波动。
其次来看逐步升级模式。它是当前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模式。该模式有两大特点：一是逆经济惯性的方向进行调节；一是小幅度、同方向的连续调节，也就是微调。前者大大减小了经济波动幅度，后者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惯性，但存在着一个弱点，就是它的力度太小，每次仅变动利率0.25个百分点，往往低于经济惯性的冲力，因而只能延缓经济趋于过热或过冷，而不能及时加以制止，只是在多次微调积累成“重调”后，才能制止经济过热或过冷。但这已经耽误了一段时间，使经济增长率偏离潜在增长率的程度较大。可见，逐步升级模式虽好于大起大落模式，但还无法保持经济在高位运行，有时波动幅度偏大。例如美国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3.7%一下子跌到2001年的0.8%，下降了2.9个百分点。
最后来看高位控制模式。它的每个调控周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出现过热或偏热时，果断采取中等力度的紧缩措施，扭转经济运行方向，使之由上升转为下降。我国政府对2004年的过热和2006年初的偏热，就是采用的这种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经济增长率由上升转为下降后，宏观调控进入第二阶段，主要是对付经济的向下惯性。这一阶段最为复杂，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不减轻紧缩力度，在经济向下惯性的推动下，经济很快会出现大幅度滑坡；如果紧缩力度放松过大，又会出现过热反弹。对此，我国政府采取了双稳健政策，实现了软着陆，解决了这个难题。双稳健政策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为了防止经济大幅度下滑而放弃原来的紧缩措施，以避免过热反弹；第二个含义是逐渐和稳步地减轻紧缩力度，以防止经济大落。从我国政府双稳健政策的实行结果来看，达到了预期目的，将经济运行稳定在10%以上的高位区间。当然，要想准确、恰当地减轻紧缩力度是很困难的，稍微过大，或经济的向下惯性突然变小，都可能引起经济运行方向发生变化，由下降或平稳运行转为上升，从而进入宏观调控的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任务是以微调为主要手段，对付经济的向上惯性，防止过热。这时,宏观调控的方向要发生转变，从逐步减轻紧缩力度变为逐步加大紧缩力度。从历史经验来看，我国屡次出现经济过热，就是在经济增长率从下降转为上升后，没有及时转变调控方向造成的。而经济一旦过热，宏观调控也就进入下一个调控周期，开始纠正过热。
总之，高位控制模式的特点是中等力度调控与微调相结合，能及时制止经济过热或过冷，保持经济的高位运行，因而效果最好。相比之下，逐步升级模式由于力度较小，容易延误调控时机，因而经济波动幅度偏大，但仍大大小于大起大落模式。
高位区间上下限的确定与判断标准
高位区间的范围要小一些，目的是将经济增长率控制在潜在增长率附近。于是潜在增长率就成为确定高位区间的一个重要标准。但要准确测算潜在增长率难度很大，何况它每年都在变化，因此只能测算出一个参考数值。根据数学模型计算，近期（3-5年内）我国潜在增长率大约在10%左右。但具体是多少，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
从各国经济实践来看，当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后，会产生通胀压力，出现过热。因此过热（包括偏热）就成为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标志，过热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成为高位区间的上限。
判断经济过热主要有三个标准。第一是总量标准。如果通胀率超过3%，说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经济出现过热。第二是结构标准。如果结构失衡，例如出现煤电油运紧张，说明经济增长过快，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失衡。我国2004年的经济过热就表现为初期的结构失衡和后期的总量失衡。第三个标准是环保标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应该保持和谐，如果经济增长过快损害了环保，就应该将增长速度降下来。2006年我国政府采取紧缩措施，抑制经济偏热，原因之一就是出于环保的考虑。
三个指标中任何一个发生失衡，都说明经济出现过热，需要将增长率降下来，它决定高位区间的上限。此外，投资增长率也很重要，它是先行指标，对能否抢占宏观调控先机至关重要。我国几次经济过热所以能及时制止，就在于发现投资过热后果断采取了紧缩措施。
制止过热，必然要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降多少为好呢？这就涉及高位区间的下限问题。从经济过热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初期经济没有过热，并且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因而有加速增长的内在和外在要求，但由于不知道潜在增长率的准确位置，往往增长率提高过大，出现过热。由此可知，经济过热前的增长率没有超过潜在增长率，它可以作为高位区间的下限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底线。实际上，底线还可稍高一些。因为经济过热前的增长率一般要低于潜在增长率，否则也就没有必要提高增长率，以至出现过热。因此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底线或高位区间的下限可以稍高于过热前的经济增长率。以上说的是潜在增长率不变的情况。如果潜在增长率发生变化，底线也应相应调整。从我国的实践来看，2003年底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0%，经济运行平稳，没有出现过热。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出现过热，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将经济增长率降下来，但也没有降到10%，而是10.1%，比过热前高0.1个百分点。这说明底线探察法是有效的。
在高位区间的上限和下限确定以后，宏观调控就有了明确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有得力的调控工具。
调控工具的选择与联合使用
首先来看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是保持总量均衡的第一道关口。但仅靠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很不稳定，大量货币沉淀在银行，使货币供应量对总需求、经济增长率和物价的影响大打折扣。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它在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局限性的同时，也为信贷调控创造了条件和活动空间。既然大量货币沉淀在银行，使存贷差不断增加，银行也就具备了利用信贷来调控总量的条件。即在通货膨胀时期，缩小信贷规模可减少总需求；在通货紧缩时期，扩大信贷规模可以增加总需求，它成为保持总量均衡的第二道关口。
信贷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具有三个优点。第一是信贷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有很强的相关性，根据数学模型测算，信贷增长率变动1%会引起经济增长率变动0.87%。第二是信贷增长率具有良好的可控性，既可间接控制，也可直接控制，主要方法有：1、道义劝说。政府提出适度信贷增长率的指导意见，劝告各商业银行遵行；2、如果劝说无效，可以变动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银行的贷款增长率；3、以惩罚性的利率定向发行央行票据来限制信贷增长率过高、超过政府指导意见的商业银行的放款；4、如果上述方法仍不奏效，政府可提出指令性意见，要求银行必须将信贷增长率控制在政府要求的水平。第三是调控空间大，伸缩性强，可以作为微调工具来对付经济惯性。
但信贷调控也有弱点。例如在经济过热时降低信贷增长率虽削弱了企业投资能力，但不能减少他们的投资需求，这对防止过热反弹是一个威胁。解决的办法是提高利率，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使他们不得不降低投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率是保持总量均衡的第三道关口。但利率也存在一些缺陷，如传导过程长，效果不稳定，特别是我国没有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因而它不能成为我国的主要调控工具和中介目标,但作为辅助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三者的关系是，货币供应量是基础，信贷是主要调控工具，利率是辅助调控工具，它们可以联合使用。此外，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有时还需要采取一些行政手段。
我国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后，经济增长率从2006年第二季度的11.2%下降到2006年第四季度的10.7%，但2007年第一季度又上升到11.1%，3月份通胀率也上升到3.3%，出现了过热迹象。为什么政府不断提高利率和准备金率，却没能制止过热反弹呢？原因不是微调失灵，我个人认为是调控工具和中介目标没有选好。利率和准备金率虽然都对经济增长率有一定影响，但只起次要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信贷（在货币供应量得到有效控制的条件下）。它的大幅度上升，是由于有关部门放任不管，听任企业在投资冲动的推动下大量贷款造成的。我认为，不能听任信贷增长率任意大幅度波动，影响经济的稳定，应该把它作为主要调控工具和中介目标，与其他调控工具配合使用。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掌握宏观调控的主动权，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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