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州县官有幕友、长随、胥吏（包括书吏和衙役，在清代主要指书吏）三个辅助集团，他们不是官，而是州县官行使权力的走卒或工具，但却在州县行政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乾隆时，邵晋涵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可见这三种小人物在官场中的重要性。谚云：“做官容
一、礼待幕友
清代幕友主要有刑名、钱谷、征比、挂号、书启等种类，其来源主要有落第的书生、书吏、被罢职的地方官和上司的亲戚朋友等，绝大多数幕友都是秀才，他们既有儒家经典知识又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例如，清代名幕汪辉祖学刑名一幕，就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因此，幕友通晓刑名律例、钱粮会计、文书案牍等州县政府管理的技术知识和专门技巧，是州县官府的行政管理专家。清代各州县衙门都聘请幕友来帮助处理日常政务，以至有“无幕不成衙”的说法。幕友起着“代官出治”的作用，“钱谷刑名一切咨之幕友，主人惟坐啸画诺而已”（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四）。他们帮助州县官出谋划策，运筹帷握，佐理地方政治，匡正失误，约束书吏。由于幕友在清代地方政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官之考成倚之，民之身家属之”（汪辉祖：《佐治药言》）。因此清代当过刑钱师爷的陈天锡说，师爷对于主官，犹如“饥渴之于食饮，寒暑之于裘葛，而不可离矣”。
幕友由州县官自行礼聘延请，人数从二三人到十余人不等，不在官列也无俸禄，他们接受主人的束?，帮助主官处理各种政务，对幕主负责，与主官同舟共济。主管官与幕友的关系是一种平等而紧密的宾主或朋友关系，主人甚至尊幕为师，对幕友礼遇隆重。在衙门的所有助手中，只有幕友能被州县官平等地对待，由此可见幕友的地位之高。同时由于幕友与主官之间无任何合同或契约约束，关系比较松散，“合则留，不合则去。”因而对官员而言，“幕宾固不可不重，一切公事，究宜身亲习练，不可专倚于人”（汪辉祖：《学治臆说》）。
二、严管胥吏
与中央主要由六部所构成的行政主体相适应，州县则设有六房胥吏。在比较大及事务繁忙的州县，除六房胥吏外，还设总房、收发房、招房、柜书、漕书、仓房、库房等其他一些房书，所设胥吏机构远远超出六房。州县衙门胥吏人数比幕友多得多，据乾隆时期的洪亮吉估计，大县有一千人，中等的县有七八百人，小县也有一二百人。书吏不是在官之人，却办在官之事，他们不但没有薪水，多数时候还要自备笔墨纸张之类的办公用品。但书吏不能枵腹办公，所以他们利用所经管的事项索要陋规的现象非常普遍。清人陆陇其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其三分之二涉及书吏挟例弄权。故有谚云：“清官难逃猾吏手。”州官县令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过胥吏的挟制。《钦颁州县事宜》在“防胥吏”一条里，列举了胥吏蒙骗主官的几十种伎俩。因此清人有云：“一县之众从何处治起？先治书役而已。”（徐栋：《牧令书》卷四）可见，严驭吏是州县官的一项重要工作。
首先要持己以正。清代的官箴十分注重做官的操守，州县官首先要使“自家操守立于无过之地”，廉以律己，严以执法，明以烛奸，勤以察弊，通过“正己率属”，以身作则，起到示范表率的作用。通过“洁己”、“清正”和自省来预防胥吏作弊，“其身正，不令而行。”在为官实践中，勤于职守，做到事必躬亲，件件过目，事事留心，不给胥吏舞弊的机会；平易近民，日勤堂事，民得时时见官，而自言其情，则不畏吏，吏自不能滋为民害。
其次是立堂规。“堂规者，就公堂临政并各房科人役逐日承办之事而立规程”是也（黄六鸿：《福惠全书》卷2），即为主要针对胥吏在衙门的工作条例和办事章程。所谓“门子不上堂，书手不进房，皂隶不下乡”，这些衙门规矩适用于胥吏、幕友和长随等，用来规范他们的办事体例，约束他们的交往行为，强化他们为民服务的意识，要求各类办事人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申饬堂规是州县官上任后的重要程式，它无异于“下马威”，对衙门吏役具有一定程度的震慑作用。
再次，刑赏必行。清人认为，驾驭胥吏不外刑赏二字。黄六鸿在山东郯城做县令时，通过对胥吏的刑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认为，只要出于公心，有赏有罚，恩威并用，必然能感化胥吏。汪辉祖也认为“有功必录，不须抵过，有过必罚，不准议功。随罚随用，使之有以自效，知刑赏皆所自取而官无成心，则人人畏法急公，事无不办。”（汪辉祖：《学治臆说》）
最后，设堂事簿。“堂事簿者，值堂书登记所理之事也。”（汪辉祖《学治臆说》）每件事都填记，防止遗漏误事；要逐项立簿，防止头绪不清，置案头随时检阅，以此防止胥吏蒙混舞弊。堂事簿的设置，既保证了各项事务的及时处理，又形成了对衙门各房科胥吏工作的监督管理。
三、慎用长随
长随，俗称家人或家丁，是官员私人的仆从，协助官员行政并侍候其生活。长随的种类颇多，有司阍（门丁）、签押（稿案）、用印、跟班、管厨、司仓、办差等等。清代州县衙门的家丁人数往往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之多。长随在长官与胥吏之间充当一种中介角色，“乃胥役所待以承令而集事者也”（徐栋：《牧令书》卷四），也就是使官、吏之间协调一致。他们在公文运行的整个过程中，也对胥吏有所监督和制约，察其是否拖延时间、篡改公文，因此，使用好长随也是州县官用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勿滥收长随。长随“忽去忽来，事无长主。里居姓氏，俱不可凭，忠诚足信，百无一二”（汪辉祖：《学治臆说》）。因而，在州县行政中，以少收长随为妙，以便于约束和防范。
其次是慎用长随。汪辉祖、王凤生都认为“门、印系州县之关健”，非老成亲信者不可。做过知县的方大?甚至反对使用门丁，他列举了门丁的十条罪状，认为任用门丁不利于官民之间、官与书差之间气脉相通。
其三是立署规。署规是专门针对长随的规章制度。何耿绳在《学治一得编》中就列出二十条署规。署规对公文来往、出入登记、案卷的调取保管和出行下乡等方面作了规定。由于长随与胥吏在办理公务的过程中联系十分密切，往往串通一气，狼狈为奸，营私谋利。因此署规规定不许署中长随与书差交往，而不少牧令所强调的“严关防”，也是希望通过署规来约束衙门里的人。
清代州县官对其辖区内的一切事情负有责任，他们催科派差，审理词讼，应酬僚属，事务繁杂。所以，他们不得不任用三个辅助集团，聘用幕友“辅官”、“佐治”、“检吏”，任用胥吏经办具体事物，利用长随监督胥吏。这三类人员之间职能相互重叠，以人制人，以事防事，互相监督，以达到防止他们作弊和加以控制的目的。当然州县官要维持和保证州县政府的正常运行，最重要的是要勤政，自己负起职责。（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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