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五个阶段

自产业革命以来，现代化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主潮。众所周知，现代化潮流自西而东，东方国家的现代化都带有外生型特征，中国的现代化也不例外，是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缓慢起步的，到目前为止，才经历一个半世纪左右的历史。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近代中

中国早期现代化，在学术界又常称为中国近代化，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仁人志士们追求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进程。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时间及其分期问题，学术界见仁见智。多数人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中国早期现代化开始，因为这次战争使传统中国被强行卷入资本主义现代化潮流，中华民族从此便开始了被动而艰难的早期现代化历程。也有人主张“洋务运动”说，认为洋务运动中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企业的创办才意味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还有人持“甲午战争”说，认为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发起了旨在变更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改革，而真正具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在此时期才开始大量涌现，所以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在这一时期才算正式启动。以上各种观点都是研究者们经过深入研究、认真思考的结果，唯因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有别，对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认识有别，见解难免小异大同。在充分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特点并结合近代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发动前是准备阶段

现代化理论认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启动都有一个现代化因素的积累阶段。所谓现代化因素，也就是传统社会内部逐步萌生并积累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一是资本主义进步意识。中国传统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萌芽和积累始于明清时期（有论者甚至认为早在宋代便已开始），而资本主义进步意识的萌芽和积累则始于鸦片战争前后。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率先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问题，特别是《海国图志》等一批具有明确资本主义意识的著作的面世，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下开始进入资本主义进步意识的萌芽和积累阶段。之所以将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视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而不视为启动阶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在这并不短暂的20年中，现代化启动所要求的无论哪项变迁，在中国都只是处于少数精英人物的设想或呼吁层面，而并没有付诸实践。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他们领导或实施了什么具有现代化性质的改革，而在于他们在古老的中国这片土地上，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最早充当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意识的催生婆角色。

30年洋务运动是初步启动阶段

从1860年代到18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初步启动的30年。在这30多年中，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变化，譬如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企业开始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海军也初具规模等。这与先前的准备阶段具有明显的不同。可以说，洋务派是林、魏等先驱者们有关现代化设想和呼吁的最早响应者、实践者。正因为有了对设想的响应和实施，我们才将其视之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初步启动。之所以将洋务运动视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初步启动，而不视为正式或全面启动，主要有三点理由：第一，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一批洋务派人物倡办、兴办洋务虽然也带有抵御外国侵略的意图，但其主要目的在于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行将崩溃的封建统治，而不在于使国家从传统走向近代、从落后走向富强。换言之，洋务派办洋务的主观目的与现代化的要求是相背的，只不过在客观上与现代化的有关要求相适应而已。第二，洋务运动时期的现代化主要限于经济上的工业化，离真正现代化所要求的“全面变迁”尚有很大差距。即便是“工业化”，也很难与真正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日而语。因为洋务时期的工业企业，大部分是封建性极浓的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且大多与镇压“内乱”所急需的军工产品的生产联系在一起，民办性质的企业只有为数极少的几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洋务派的洋务实践是以“师夷长技”为指导的，即在最为肤浅的器物层面学习西方。这种浅层次的学习西方在当时的中国固然难得，但毕竟与现代化所要求的全面学习还有较大距离。

从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是试验与逐步推进阶段

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它标志着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未能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而是以彻底失败告终。在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新一代有识之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维新运动。这次运动提出了“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等政治主张，清政府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设立新式机构、奖励工商、改革科举、开办新式学堂及提倡西学等项法令，并有所实施。特别是民间兴起了办报刊、创学会、设学堂的潮流，开办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力量也开始由官方转向民间。继之而来的“清末新政”以及预备立宪固然是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逼压下开展的，但其间的许多举措，如制定工商法规、废除科举制度、改革政府机构、开办资政院和咨议局以及劝办商会、农会、工会等工商社团等，都无不带有非常明显的早期现代化改革的性质。总之，从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虽然只有短短的10余年时间，但其间的理念和举措至少涉及到现代化所要求的三项核心内容：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层面。中国在这10余年间所发生的变化，无论就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远比洋务运动时期明显。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时期视为早期现代化的“试验与逐步推进”阶段，而不将其视为正式或全面启动阶段，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现代化的领导权始终都掌握在旧式封建政权的手中，这一点与洋务时期只是小异大同。戊戌变法时期的光绪帝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但他未能掌握国家实权，不能改变整个政权的封建性质；第二，正因为现代化的领导权始终操纵在封建政权手中，所以无论戊戌维新，还是清末新政、立宪运动，其主要成就还是在经济方面，至于在思想文化特别是政治方面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譬如清政府策动“新政”的主观动机，主要即是以振兴工商为核心的工业化，对政治民主化他们则始终抱着消极应付态度。至于民间展开的立宪运动，虽然较之清政府的“新政”有一个突出的进步之处――努力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由于力量的弱小，并未取得切实的成效。此处所谓之“试验”，正是指政治现代化的试验：民间力量对政治现代化的追求是一种试验，清政府在多方压力下的所谓“预备立宪”也是一种政治现代化的试验。而此处所谓之“推进”，自然是指经济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的推进。因为相对于洋务运动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工业企业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多，而且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生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于是大大增加了，这当然是一种“推进”。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全面启动阶段

爆发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全面启动的根本标志。辛亥革命所以能起到这一作用，是因为它解决了以往其他早期现代化实践所不能解决的关键问题，即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从而将早期现代化的领导权由过去的封建政权转移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政权手中。虽然它并未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毕竟使中国的社会政治因素发生了制度上的根本性变化，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从此宣告结束，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制度形式由此诞生。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规章，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无论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还是思想文化以及社会风俗习惯上的，都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可以说，辛亥革命的成功将早期现代化实践所需要的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充分地调动起来了，基本上符合了现代化全面启动所要求的条件。但需要说明的是，把辛亥革命及其所开创的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全面启动的标志，主要是就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宗旨、建国主张，特别是就其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和历史影响而言的。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展开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内外影响使其出现起伏乃至倒退现象，应该说是正常的，这只能说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曲折性和艰巨性，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杀其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面启动”意义。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是转型萌芽阶段

所谓早期现代化的转型萌芽，是指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领导权出现了由资产阶级转向更先进阶级――无产阶级手中的曙光。自南京临时政府开始，中国早期现代化虽已全面启动，但事实证明它的进程是异常曲折而艰难的。帝制复辟逆流的频繁上演和不间断的军阀混战，使本已开始的中国全面早期现代化进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历史证明软弱的资产阶级尽管有着实现现代化的美好愿望并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但它却无力担负起领导中国现代化的艰巨重任，必须有一个比之更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取而代之，中国现代化的梦想才有可能变成现实。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谓乘时顺势，正好迎合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这种需要。但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逐步强大以致最终夺取现代化的领导权，需要一个较长的革命斗争过程，正像当年资产阶级从诞生到逐步强大并最终从封建阶级手中夺取现代化领导权一样。事实是，在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最终夺取政权的30年时间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领导权虽几经易手，但始终未能摆脱被落后阶级及其政党所操控的命运。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集团，操控这一权力长达20余年之久。不能说这个集团没有对早期现代化的实现作过一些细枝末节的努力，只是因为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怪胎，“落后性”注定了它不可能把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引上正确的发展轨道。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不是早期现代化彻底转型的标志，而只是转型萌芽的标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彻底转型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为标志的，这实际上也是长达百余年的早期现代化过程的终结。它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阶段。（作者单位：湖南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