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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证史 钩玄发微

2007-08-1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吴光 我有话说

以诗证史是我国史学家的优良传统,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教授的《元白诗笺证稿》就是以诗证史的代表作。由刘玉娥教授撰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煌煌47万余言,也是一本以诗证史的好书。

本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钩玄发微,论从史出。古人关于周代社会状况和社会制

度的记载虽然不少,但却缺少以此为专题的社会史专著,而零星地夹杂于“五经”、先秦诸子书、《史记》等文献以及周代甲骨文、金文之中,这就需要钩稽文献史料,阐发微言大义。然而,从这些文献史史籍中准确地找出关于周代社会的史料并非易事,需要付出十分艰巨的劳动。本书作者对上述典籍广泛涉猎,尤其是对《诗经》熟悉得如数家珍,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本书分为十六章,对周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论及,举凡农业生产、婚姻制度、礼乐文明、战争徭役、城市建筑、商品经济、饮食服饰、天文历法、仁政德教、民族精神等等,都作了具体而微的探讨。一些史书虽然也根据《诗经》阐释周代社会,但却没有本书全面、详尽。读完本书,可以使我们对《诗经》的社会史特色及其与周代社会的关系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了解。

第二、条分缕析,独辟蹊径。大凡一部专著,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则其学术价值肯定不高。而本书作者别出机杼,条分缕析,所得结论亦详实可信。如《〈诗经〉与周代婚姻》一章,对周代的婚姻分析得尤为透彻。众所周知,《诗经》十五国风中有许多涉及婚姻爱情的篇章,历来为人们吟诵。但多数文学史论著只是就《诗》论诗,很少去探究诗中的微言大义。比如《郑风》中为何几乎都是情歌?这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却很少有人给出答案。余冠英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用另外一章的篇幅论述《诗经》,也对此语焉不详。本书作者指出,形成这一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地理环境有关。因为溱水、洧水两大河流都在郑国境内,这里不仅景色旖旎,如诗如画,而且地势坦荡如砥,交通辐辏,经济繁荣,商贸发达,文化底蕴深厚,人们的思想情感也异常活跃丰富,因此《郑风》多情歌也就不难理解了(见本书第五章第四节:《郑卫新声》)。正如清人魏源所说,郑国居天下之中,“商旅集则货财盛,货财胜则声色辏。”(《诗古微・桧郑答问》,载《续修四库全书》七七册《经部・诗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魏源只说了“声色辏”三字,似乎没有本书分析得鞭辟入里,切中肯綮。似这样的真知灼见,本书还有多处。

第三、结合文史,比较中西。《诗经》所反映的时代,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年间,即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东周)中期。作者将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相结合,从诗的角度揭示周代社会现象和历史风貌。如第十四章,作者从《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绵》等周民族史诗,反映中华民族开拓进取、重农耕、重合作、看重家族利益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大致以农耕文化为基础,周代先民们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勘测地形,适应居住,然后建造家园,发展农耕,以求稳定。种几亩地,需要翻耕、播种、锄草、灭虫,甚至还要灌溉,一个人难以完成,需要集体合作,而且需要劳动技术,所以周人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家族合作,看重家族利益,这是周人的民族特色。而西方人特别是欧美人多为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水草茂则留,水草枯则徙,对地形、地势无须做太多的观察和研究,因而西方人不太看重家族整体的利益,而偏重骑马射箭,张扬个性,主张独立。中西文化精神的不同,完全是依据各自生存的条件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这是民族的特色。从史诗的角度进行中西文化比较,这是一种创新思维。本书也许受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因而在思想观点方面存在某些偏颇。但这种文史结合,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毕竟是极具学术价值而且值得发扬光大的新尝试。

此外,作者文字清新,论述简练,观察细腻,分析具体,也使本书增色不少。总之我认为,《〈诗经〉与周代社会》不仅是一部值得文史学者一读的好书,而且也值得从事抽象思维的哲学研究者翻阅研读。所谓“开卷有益”,岂虚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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