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一套厚厚的文集，十二本，是北师大文学院“励耘文库”的系列丛书、十二位离退休教授的自选集，散着清新的油墨香，如同先生们德馨识高的治学生涯在慢慢向我们展放。
先生们都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
然而这又是一套不同于一般学术论著的集子，它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
我们看到一群智者对生活、对学习的态度。史锡尧教授谈到写文章的方法，“使用语言就是在交际，当然应该希望能发挥交际的作用，论文有可读性，使读者很好地理解；而不是故作高深，语言晦涩难懂”。看了太多新名词、新术语做噱头、令人不知所云的所谓“论文”，忽逢这样的坦白之语真让人感慨良多。刘锡庆教授自称为人“随便，也就豁达，故对一些人，许多事，像‘过眼烟云’那样，是并不往心里去的”，其中蕴含了多少人生的体悟。这一辈学者经常遭逢这样的困境：学成之后，要服从组织安排和分配，被专业选择而非选择专业，所研究的与自己的兴趣并不符，当时代需要和个人爱好冲突时，如何抉择？遵从个体心灵召唤还是服从集体意志？陈?教授改钻研现代文学的志趣为外国文学，处理方式是沉静内敛的。潜明兹教授凸现的更多是个性的张扬，坚持个人选择，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化人生之不如意为诗意，易专业之偏差为准的，无论做人，做学问，他们总给我们无限启发。
直触人心的还有他们真诚的勇气。何乃英教授对自己学术进行反思：“我承认我的文章不仅水平不高，而且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原因有三：“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极左思想的影响。”“从语言和资料两方面来说，……我的研究有自己的弱点，并且可以说是致命的弱点。”“为了评职称，为了抢时间，为了赶进度，都使我不得不尽快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发表出去，顾不上反复思考，顾不上仔细推敲，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急就章’，出现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刘锡庆教授年轻时爱好古典文学，后来却被指派教写作，“申辩也没有用，就只好‘服从’了。”“但我想在这里坦白交代：我写的所有‘文章’（有的后来变成了书），都是别人：编辑、朋友还有领导等约的稿、下的令――可以说，没有一篇是我自己按照个人的什么‘规划’、‘计划’”或哪怕只是‘打算’（我从来都没有这些考虑），主动地写出来的！”“我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萝卜白菜’：大路货。”现在的时代宽松，学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爱好的专业了，但现今学术评定机制导致了各种不正常的现象且愈演愈烈：学者的水平高下和他的论著产量、课题数目直接挂钩，论著、课题的多少几乎成了衡量学者劳绩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心静气的做学问、精益求精的搞科研几乎成了一种奢望，有多少论著是完全出于兴趣、爱好，真正“主动”写出的呢？又有多少作品不过乃应景之作、违心之作？可有几人能有老一辈学人们惊人的坦白的勇气、反思的精神：“奇怪吗？事实上真的如此。我保证：我没撒谎。”“我没有学术精品。”
如果你追慕真正的学者精神，如果你寻觅真正的智者态度，如果你想发现真正的勇者姿态，如果你尊崇真正的师者风范，这套书不会让你失望：何其美，何其真，何其善！
还有个小花絮，自选集中的聂石樵、邓魁英先生是一对伉俪，对他们最贴切、中肯的评价莫过于启功先生：“近代、现代夫妇真正合作的例子倒确实不少，但像聂、邓二位，求学时同班、同好，工作时同校、同系、同教研室，又同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相互砥励、共同前进，这又岂是从前那些人所能企及的呢？”
所以，这套文集读起来就饶有兴味了。每本文集前面的作者自序不可不看。而且，虽然是学术论文，但因为是自选的，先生们当然自觉不自觉地挑自己最满意、最心爱、最足以体现真性情的那部分，也许它们最主观性，但恰恰最能传情达意、最能体现其文风。邓魁英教授干脆称自己文章是“任性随意之作”。谁能说论文不可以这样做呢？
荷尔德林有诗云：“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十二位老教授，已然创造了诗意的劳绩，而且可以说，依然在诗意地劳绩着。
这套丛书的面世得益于北师大校友、著名实业家邱季端先生的慷慨赞助。丛书作者中有很多都是邱先生的老师，邱先生尊师重教、报效母校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励耘文库”
张健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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