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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幸存者有了名录

2007-08-1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郑晋鸣 沈亚军 本报通讯员赵梦溪 我有话说
●1938年、1951年、1984年、1997年四次大规模调查
●70年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出版

 “8・15”前夕,《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

书》首批8册书籍出版。(资料照片)

第一手资料让人触目惊心。(资料照片)

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在这个日子前夕,76岁的陈玉龙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70年了!”老人长叹一声。1937年12月15日,陈玉龙的爷爷、父母、大伯、叔叔、哥哥、弟弟一家七口被日军杀害。7岁的陈玉龙也被日本兵用刺刀刺破腹部,后经外籍医生抢救才活了下来。“8・15”前夕,《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首批8册书籍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包括《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三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四册和《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一册。陈玉龙老人七位亲人的名字,也被《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永久收藏。

目前,已有2592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8284名遇难者记录在册。《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则收录了原日本老兵东史郎最后的遗稿。

“历史不能随着老人的去世被埋没!”

10834条白描式的档案,简短却令人震撼――

“陈板金妹妹:女。年龄、职业不详。遇难前家庭住址:顶山南圩。遇难时间:1938年1月。遇难地点:顶山。遇难方式:被日军杀害。”

“白增荣:籍贯山西。调查时住址:三牌楼校门口。调查时间:1946年10月7日。受伤害情况:1937年12月保卫南京失利后,于12月16日被日军抓至中山码头,在集体屠杀中幸存。”……

“在日本,对于日本人来说没有战争审判这一形式,更没有谁去追究战争的责任,这本书是我对于自己的战争责任的反省。作为尚未公开的记录,昭和天皇独白录被《文艺春秋》公开。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作为一个为了天皇而抛弃家庭、奔赴战场浴血奋战的普通人,我想谈谈我的真实感想。”这段印在《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一书扉页上的话,被看作是东史郎的遗言。

“《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一书收录了东史郎一生最后的文稿。”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女士近日接受南京当地媒体采访时说,直到临死前一刻,他都在思考和追究日本人对战争该负的责任。

东史郎的绝笔写在两页方格稿纸上,字迹虚弱乏力。全文472字,概括了日军侵占南京的全过程,并留下心愿,希望他对军国主义的批判能够公开发表。

“历史不能随着老人去世被埋没!”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接受采访时说,“南京大屠杀已过去70年,对幸存者和遇难者名录进行综合调查和梳理,是刻不容缓的事。”

1938年、1951年、1984年、1997年,历史上对遇难者和幸存者曾进行过四次大规模调查,形成了一些名录。199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动了14700多人进行调查。这些人主要是高校和高中学生,其中包括26名来自日本的大学生。他们经过专门培训后,在40天内对南京市15个区县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调查,回收有效结果1213份。

对于幸存者名录和证言的民间搜集也未间断。大屠杀幸存者调查,就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从2004年起,更是扩大到全校多个院系。南大中文系2004级的小董2006年暑假就参加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调查”志愿者活动。活动历时13天,共有30名志愿者参加,他们走访了浦口区沿江街道和泰山街道的所有村庄,搜集到经当事人签字确认的证言150篇。小董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抢记下这些,失去记忆的将是我们这些后辈人。”

近年来,南京学者还从海外搜集到了大量证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十九集《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主编郭必强研究员告诉记者:“搜集遇难者和幸存者姓名,是南京许多高校、科研机构及专家学者共同致力的工作。2004年,南京大学组织了一批专家专程赴台北查阅档案,当时搜集的遇难者姓名就有数千个。今年再赴台湾时,又发现了数百个遇难者姓名。”

“我们不能忘记,每一条名录下面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据了解,在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录入的过程中,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专门成立了两个工作小组,开展“历史证人个性化档案”的建档工作。迄今为止,此项工作已开展了一年半。

“20多位年轻人,埋在史料里1年多,没日没夜。”朱成山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从4000多份名单中确定了2592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从9000多份名录论证为8284个。其中,老人1510人,妇女1370人,儿童262人。”

做完第一天的录入工作后,25岁的东北女孩颜玉凡当晚就失眠了。她给自己的硕士生导师朱成山发了这样一条短信:“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受害者的信息,满脑子都是日本人的凶残。这是我做过的最有价值的事。”

“收集、整理、筛选、录入、研究、编撰、出版,每一步都不能掉以轻心。”朱成山介绍说,由于当时记录人所处的时代、口音、文化程度不同,名录中不乏错误。例如,有的将人名里的“浦”写成“蒲”,实际上是同一人。还有由于资料的重复性,竟然发现了13个李秀英。后经调查核实,最后确定其中确实有4个叫李秀英的遇难者或幸存者。

对于时间和地域,也进行了详细考证。例如,将当年和现在均不属于南京市的句容、仪征、马鞍山、滁州等地,现在属于南京市范围而当年不属于南京市的高淳县,全部从名录中删除;将1937年8月15日―12月5日日军飞机轰炸南京时被炸死的遇难者或幸存者,1937年12月1日―12月12日日军侵占南京时的遇难同胞或幸存者,作为两个附录。

“当我近距离接触这些第一手资料的时候,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我的感受。”南京出版社的沈丽国是负责这套系列丛书的编审,她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南京人,我有更大的责任把历史的真实面展现给读者,让中国乃至世界读者都能真实地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

“我们不能忘记,每一条名录下面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要记住他们。”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沉重地说。

还原历史、警醒世人、呼吁和平

朱成山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70年来,首次在国内外以“名录类”形式出版的图书,填补了历史文献与研究的空白。这些书籍以大量遇难者、幸存者等历史证人的个性化史料,进一步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对从事史学研究者来说,是一套详实、丰富的史料工具书;对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说,则是简明易懂的历史教材。

“历史证人个性化档案,是以个人命运的方式,微观记录下历史,给人的震撼更强大。”孙宅巍副会长说。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张伯兴介绍,新书的出版,是对那些为反抗侵略而付出鲜血甚至生命的英烈们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心灵最好的抚慰,更是对歪曲、否定历史的日本右翼的最好反击。

“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是‘还原历史、警醒世人、呼吁和平’。”南京出版社编辑主任樊立文说,“这是对历史的交代。”

南京市市委宣传部部长叶皓表示,这两套“名录”类书籍的出版,将对进一步征集更多的名录起到积极作用,希望社会各界包括海内外知情者,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遇难者遗属,共同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朱成山表示,名单收集工作才刚刚开始,此次公布的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录是专家研究的首批成果,标志着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已经从宏观逐渐过渡到微观。名录的收集工作将持续进行。

张伯兴介绍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文物资料的不断完善,还将陆续推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像》、《南京大屠杀历史报刊集》等更多实证性专著。同时,拟与台湾有关方面合作,发掘当年南京保卫战失败后成为日军俘虏并遭杀害的9万多名遇难将士名录,并将此作为海峡两岸史学界共同研究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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