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军事思想是一支军队长盛不衰的根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经80年风风雨雨，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特色军事理论的指导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以先进理论指导战争实践
探索中国的特殊战争规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在实际应用上又必须结合具体情况，不能照搬照套。我们党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期，曾出现盲目照搬马列“本本”的倾向，结果吃了大亏。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一充满睿智的论断，既是以往鲜血教训的结晶，更是我们党的军事领导人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标志着我们党的军事领导人注重依据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民族化、具体化。
毛泽东既是研究中国特殊战争规律的倡导者，也是杰出的实践者。他以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为指导，客观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四大特点，提出指导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继而，又根据中日双方客观力量的对比，提出了抗日战争三阶段理论和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这一系列精辟思想的确立，成为我党我军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民族化、具体化，努力探索中国特色军事理论的光辉典范。后来，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胡锦涛，在领导我国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都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民族化、具体化不断引向更高境界。也正因如此，我们党在战争观、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人民军队建设和社会主义国防建设、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等问题上，所提出和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又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气派和风格。
广泛吸收人民的战争智慧
中国特色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包含着亿万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经验和首创精神，凝聚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的集体智慧。1964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他的四卷选集时说过：“《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毛泽东在领导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千百万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真正的“靠山”。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活的灵魂是群众路线，而核心就是人民战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活动，确立和形成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拓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优良传统，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之一，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卓越贡献之一。
人民群众在军事领域所展示的首创精神，往往蕴涵着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的时代先声，是中国特色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源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的军事领导人历来注重焕发并十分尊重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首创精神，从中吸取无穷的智慧，从而不断推出新的军事理论成果。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所确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等等，都可以说是尊重广大官兵首创精神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的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国防工业走军民结合道路、组建预备役部队等思想，江泽民提出的按照“五句话”总要求全面建设部队、深入进行四个教育、广泛开展科技练兵、依托国民教育加快培养军事人才、依法协调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等思想，也都发端于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部队官兵首创精神的自觉尊重。
培育敢打必胜的战斗作风
中国特色军事理论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军事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始终强调立足现有装备打胜仗，注重激发广大官兵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
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树立和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显得特别重要。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党才能领导人民把中国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下去，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军队才能勇往直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敢于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而著称于世。毛泽东提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朱德强调“勇气是无产阶级的本色”，刘伯承战前动员时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一切实际上构成了我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争宣言。在这种战争宣言的激励下，我们的军队总是能够面对强敌而无所畏惧，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结合起来，既敢于战斗，又善于战斗。战争实践证明，战斗精神既来自于军队官兵的精神素质，更来自于先进军事思想的激励和培育。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华民族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新纪元。世界新军事变革、信息化战争、分裂势力的威胁，对我军履行神圣使命提出严峻挑战。因此，胡锦涛主席特别强调，要在全军深入进行强化战斗精神、提高打赢能力的教育，真正搞清楚为什么要打仗、准备打什么样的仗、怎样准备打仗这个重大问题，引导广大官兵树立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
完善人民军队的建军之道
建什么军，怎样建军，是任何军事理论都必须认真回答的重要问题。古田会议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党在建军理论上正式确立“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惟一宗旨，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初步基础。此后，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我党始终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和惟一宗旨，并不断丰富和完善其思想内涵。我们的军队成长壮大的历史充分表明，正因为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够形成一整套人民军队独有的建军原则和一系列优良传统，因而也才有了其他军队所没有的政治优势。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开放交往的扩大，西方敌对势力借民主政治建设之名，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让我军脱离党的领导和指挥；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我军宗旨遇到许多新问题，经受着新的考验和挑战。在这种新的考验和挑战面前，胡锦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深邃眼光，结合总结长征胜利的宝贵经验，着眼当代中国军队发展的客观要求，明确指出要始终坚持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从军队的性质、宗旨和职能、使命的统一上规定了军队建设的重要要求。这一重要指示从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上，深刻揭示人民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鲜明提出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要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军队建设理论。（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