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张卫明的长篇小说《城门》，分上（盘马）、中（弯弓）、下（射天）三部，共计50余万字；描写了大草原上一支蒙古族为主的骑兵部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整个征战历程；而作家为了撰写这部巨著也耗
这部作品的坚实与厚重，来源于它的历史感。作者自己曾经说过：“历时二十二年的起步于农兵的梭镖、牧兵的弓箭的中国人民的独立与解放战争，恰恰浓缩了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几千年武器进化史，因而为我的表达提供了比较熟悉也比较集中的平台。解放战争我骑兵庞大，其后不断削减，小编制骑兵则延续至今。”这种把人民战争的进程、骑兵部队发展的历程与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进化过程结合起来思考、结合起来描写；这种把人物的思想情感起伏与兵器的发展与消亡的过程联系起来抒发，使作品陡增了厚重分量。于是，我们看到了在草原上弓箭骑兵们与日寇的血腥拼杀，看到了骑兵们在野狼群中的英勇搏斗，极其强烈地展示了“器弱人强”的境况下骑兵们的方刚血性。我们还看到这支骑兵部队进入北平城以后，当他们参观了弓箭博物馆时的悲壮情怀以及失落的心情。这样，作品就不仅仅是写了这支骑兵部队打过多少次硬仗，歼灭过多少敌人，而是通过他们所使用的兵器的变化，以及这些兵器与骑手的天然的血肉联系，演绎出了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描绘出战争文化的多姿多彩，揭示出了人与兵器的依存关系，从而引发我们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对于战争与社会变化的思考。而这一切，不正是我们对于军事文学作品功能的一个期待吗？不也正是军事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层次追求吗？《城门》在这里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这部作品的坚实与厚重，还在于它凸显了民族特征。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青格里、道尔吉、巴根等，都是蒙古族骑手，都是我们部队中蒙古族干部、战士。这些来自大草原的男子汉，被作品塑造得非常成功，特别是青格里这个人物形象，那是过目难忘的。这部作品的责任编辑丁晓平说得好，“青格里确是一个值得单独评说的人物，说心里话，我最喜欢也最尊敬他。这家伙确实是一个人物，我觉得他是弓箭骑兵的真正传人，是末代弓箭骑兵中最具魅力和价值的人物，也是《城门》中一个最具悲剧色彩的‘亮剑’角色。”这里我想补充的是，除了青格里，还有骑兵师长巴根以及道尔吉、乌力吉等蒙古族干部、战士也写得民族味十足，团政委凌延骁这个满族出身的骑手更写得民族性格十分突出。凌延骁是祖辈居住在长白山深山老林里的贫苦孩子，但是在他血脉里却有着“野人女真后裔的性格”。在“以后几十年戎马生涯，凌延骁获得幸运也遭遇坎坷。忆及这些幸运和坎坷，熟悉凌延骁的人说，是一根筋所致，是性格所致。”山里孩子后脑勺是扁的，而凌延骁后脑勺是圆的，但他不怕别人叫他“弓箭头”，一门心思学习骑射。后来遇到八路军联络员胡八路，他带头接受党的领导和收编，后来在人民军队中锻炼成长为团政委，可以说，凌延骁是这支骑兵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小说正是围绕着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对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的地域风情、民族的语言文字、民族的历史沿革等等，展开了浓墨重彩的、姿意酣畅的描写和渲染，使作品充满着浓郁的甚至有点神秘的民族文化氛围，尤其是人与狼的大战，骑兵与骑匪的弓箭大战、道尔吉被狼咬吃等那些篇章，绝对是草原民族绝无仅有的豪侠气质和独特场景，这也是我们在其他的军旅作品中不容易读到的美妙文字，使你在阅读它们时不能不感到惊心动魄，不能不感到获得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文学艺术享受。
现在，我们透过这部作品所载负的沉重的历史感和它所表现的鲜明亮丽的民族特征，似乎捕捉到了或者感受到了这部坚实、厚重作品背后带给我们的明智启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它的成员来自各个民族，几十年来在历次战争中或在和平环境下所形成的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不正是各个民族的优良品质在党的领导下相互融合、相互凝聚而形成的吗？它的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战斗力，不也正是来自各个民族英雄主义的聚合吗？因此，我认为，张卫明同志的这部力作就是我们万里长城上的一座坚实厚重的“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