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龚育之同志就发表了不少关于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文章,在学术界就很有名气了。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后,龚育之同志在全国政协礼堂做了一次有关学习十二大精神的辅导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下看到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很有学识、很有风度。1994年,龚育之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分管几个部门,包括
在一些不同场合,我和龚育之同志也有过接触和交谈,但不算多,对他的了解可能还处在表面层次上。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在学术上作出重大贡献,又在中央很多重要部门担任过领导工作,受到人们普遍尊重的人。再集中一点说,他是一位学者,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和一般学者不同的是,他是一位才华出众、在许多学科有很深造诣的学者,是一位在理论工作和文献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
先说龚育之同志才华出众、在许多学科造诣很深并作出重大贡献方面。
在我国,讲“学者”,过去寥寥无几,凤毛麟角,现在却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就一般而论,作为学者也就是研究一门学问,在某一学科上有所成就就不错了。隔行如隔山。要跳出自己的研究领域,想在其他学科也有发言权,并有所开拓,是很难的。龚育之同志则不同,他既懂自然科学又懂社会科学,知识面宽,研究领域广泛,特别是在自然辩证法、中共党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门学科和三大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是这几个领域公认的学术大家。他在学术方面的一些重大成果,是和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权威性,是他人不可比拟的。他还是一位多产的专家,出版了二十几部专著,发表了许多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学术价值高、社会影响大。他待人诚恳,把他在中央党校工作以后所出版的专著都赠送给了我。我很喜爱他的文章,是他的作品的热心读者。我读他的文章觉得有这样几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资料翔实,重历史事实和历史考证,用事实说话,具有知识厚度;二是思想解放,观点新颖,有新见解,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三是充分说理,以理服人,绝无强词夺理以权威压人之势,令人信服;四是学术性强,学术味浓,字里行间时而冒出闪光的“火花”,给人以启迪。读他的作品,越读越觉得有滋味。他的文风,在好多方面像学术大师胡绳同志。
再说龚育之同志是一位不仅对党的理论工作,而且对党的文献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方面。
党中央十分器重龚育之同志。他参加了《毛泽东著作选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早期文稿》、《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选编工作,并出过大力;参加了从党的十一大到十六大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央全会决议的起草工作,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贡献之大,几乎没有几个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在起草文件中,他曾提出许多有见地、有价值的观点,都被党中央所采纳。党的文献,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重要研究依据,离开它,我们就会寸步难行。在党的文献事业方面,龚育之同志做了很多的工作,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他从不提及和外露。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他的涵养和品德。
龚育之同志是一位大学者、理论大家。过去,我们讲“大家”即大学者,往往是指老一辈学者。20世纪50年代,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那时称得上“教员”的,如杨献珍、张如心、胡绳、艾思奇、郭大力等是公认的“大家”。当时,这样的大师级学者,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有一批,是时势造就的。可是,在他们之后,哪些是“大家”,人们说不清楚。我认为,龚育之同志就是这样的大师级学者,并且是其中分量很重、当之无愧的一位。
龚育之同志作为学问大家是很有人格魅力的。在今天,我国学术界能够取得共识的学问大家不多,尤其是能够令人从内心赞佩的学问大家更不多。而这两点,龚育之同志都达到了。近几年来,龚育之同志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司机李师傅不忍,几次见到我都提出,希望我能劝劝龚育之同志少参加一些会议和活动。龚育之同志走后,我参加他的博士生答辩,他的两个学生在发言中谈到自己的导师时泣不成声。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龚育之同志感人之深。
龚育之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他人走了,但他的精神遗产留下了,他的影响不会消失。他的著作和文章,是我们党的一份财富。我们要好好地向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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