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周勋初先生主持校订的《册府元龟》十二册，煌煌巨制，令人为之震撼。据其卷首语，知此次《册府元龟》之校订，先后列为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重点项目和江苏省“十一五”重
校订本不但可以与明刻原本、中华书局影印本鼎足而三，而且后来居上，后出转精，其体例之精善，远在他本之上。今就其校订体例，试作如下三点评议：
一、全书的整理体例，细密而完善。开卷首页即《总目》，包括前言、校点说明、分部目录、分册目录、正文、附录、人名索引七项。如果说前五项还属于点校工作常规的话，则后两项应该就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其附录专收明以来诸本的序跋，对于研究《册府》的成书及版本殊有裨益。其索引计有18万条之多，收录书中所有人名约5万余人。同名异人者，分别立目。一人而有异称者，另立参见条目。仅有姓氏者，附注其身份（如从属关系等）。此举既方便于查检，亦有助于考证。附录相关资料，编制索引，看似事小，实则至关重要。整理部头较大、内容繁复的古籍，如不专门编制索引，其实无异于让读者海中摸针。我说《册府元龟》校订本的体例细密而完善，首先就是指它有附录有索引，比当今许多号称古籍整理的假行家要高明得多。
二、本书的点校，谨严有据而符合学术规范。关于校勘的原则，《校点说明》列有六条，其中最可称道者是前三条：“1、凡底本与宋本有异者，若宋本文意为优，据宋本改正，并出校记；若二者文字均可通，一般只出异文校。2、凡底本有讹误衍倒者，据宋本、参校本及正史或其他相关文献改正，并出校记。3、若无宋本依据，底本之成句脱漏者，只在校勘记中说明。”此处所表明的校勘态度极为严正，所执行的原则亦极为科学：第一是不轻改底本，第二是凡改动底本必出校记，第三是两通的异文出校，第四是无版本依据者不改。此四项原则深得古籍校勘的真谛，凡从业者皆当奉为圭臬。
三、本书以史校《册府元龟》，功绩巨大。陈垣先生在《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说：“《册府》可以校史，亦可以史校之。”周勋初先生撰写的《前言》则说：“我们以明本为工作底本，以宋本为重要的参校本，间或参考其他存世明抄，写下了详细的校记。而于宋、明诸本之不明晰处，则由推寻这些文字的本源，力求恢复这些史料的原貌。在校订过程中，我们广泛参考了前人的意见，择善而从，吸收了不少成果。前人每以《册府元龟》文字不标出处为憾，学者引文也不太愿意援用此书，即以此故。这次我们为了追求校订工作的完善，大多数的条目都作了溯源的工作，这在校勘记中有所反映，可供学术界参考。”周先生所称“溯源的工作”，亦即陈垣所说的“以史校之”。若论校订本的诸多成果，亦莫此为大。
古籍整理工作应该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今不足百年。回看近百年的古籍整理史，成绩固然伟大而辉煌，但能够称为精品，具有传世价值者，亦屈指可数。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册府元龟》校订本，我以为以其卷帙之巨、校订之精，堪称“近百年古籍整理图书史上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