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是北宋四部大书之一，收集的史料非常丰富，然而长期以来不大为人重视。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这些文献资料在当时都是比较常见的。宋代人袁?的《枫窗小牍》曾说它：“开卷皆常目所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家所重。”这话在当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北宋时许多史料档案都还保存着，如唐五
第二，此书所录的资料，一概不注明出处。严谨的学者不愿引用它作为依据。正因为它不说明史源，后来的读者信从宋代人的评论，认为它引用的无非是常见的经、史、诸子，又何必去采用二次文献呢？
第三，《册府元龟》的刻印本不多，流传不广。在1960年中华书局据明刻本影印之前，很少学者能看到并研究此书，想加以利用就很难了。所以现在再出一个经过整理的点校本，还是很有必要的。
实际上，此书收录了许多已经失传和罕见的资料。例如中华书局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就根据《册府元龟》补出了今本《魏书》的三个缺页，这是好几位学者的新发现。
《册府元龟》保存最多的是唐五代的史料。有一部分是从实录和国史原稿采集的，不见于现存的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都是值得特别重视的。我们在整理、研究唐五代的史书时，就必须利用这部分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唐代史料学》中指出：“修此书时实录、国史以及唐令、诏敕奏疏、诸司吏牍等尚在，故这部分除本《旧唐书》、《旧五代史》外可直接采用这些较原始的史料，这些决不是目所常见。……至于典章制度方面，此书也多有《通典》、《唐会要》所不载者，即或相同，但文字详略互有出入，可互相校补。故此书可称最为充盈的唐史史料库。”
这里试举一例，如《册府元龟》卷七十八引有一条裴度的事迹，文字与《旧唐书・裴度传》大体相同，但有几句话却很值得参考。原文如下：
初，度发太原中途，得朱克融、王廷凑复书，皆许退兵。度不敢发，以其书奏。穆宗喜，因遣使宣慰克融并廷凑，入深州取牛元翼，又令先于途中命度更发书与廷凑。度书因言：“朝谢后即归守留务。”中使见书，虑廷凑知度东归，无兵权，即背前约，遽请度易其即归之辞，并上其书草。穆宗方忧深州之围，得度前后书，喜甚。及度至，又自有以悟帝，恩待益至，故复得兵符。
再看《旧唐书・裴度传》，叙事为：
时朱克融、王廷凑虽受朝廷节铖，未解深州之围。度初发太原，与二镇书，喻以大义。克融解围而去，廷凑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来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书与廷凑。度沿路奉诏，中使得度书云：“朝谢后，即归留务。恐廷凑知度无兵权，即背前约，请度易之。”中使乃进度书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师，进对明辩，帝方忧深州之围，遂授度淮南节度使。
两相比较，《册府元龟》虽文字较简，但写明是中使见书，“遽请度易其即归之辞”，不是裴度自己上书要求保留兵权。点校本《旧唐书》把下引号放到“请度易之”之后，显然是错了。《新唐书・裴度传》只说：“或曰：‘贼知度失兵柄，必背约顾望。’”并没有说是中使，但也说明不是裴度自己的话。因此修订点校本《旧唐书》的时候，就应该用《册府元龟》来作他校。
即此一例，也可以说明《册府元龟》在史料学、校勘学上的价值。至于五代史的部分，那就更重要了。由于《旧五代史》原书已失，清代四库全书纂修官就根据《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来补辑，但是对《册府元龟》的利用极为不足，另一方面，又有史源分辨不清的问题。所以最近陈尚君先生又有《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的力作，他在前言中强调说明重校重辑工作的“关键是充分利用《册府元龟》”。他的确因此而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当然，《册府元龟》本身也有不少疏失，又需用其他史书来作校勘。现在周勋初先生他们对《册府元龟》全书进行了精心的整理，作了认真的点校，又加上了人名索引，就使这部书的文献价值更提高了。我们从每卷书后的校勘记，可以便于学者对史实做进一步的研究。我感到惊讶的是，从事本书整理的大多是专攻古典文学的教授，他们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竟不惜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来点校这样一部资料性的大书。他们为古籍整理的事业，坐了多年冷板凳，做了被人看作费力而不讨好的点校工作，真使我敬佩不已。这样一部千余万字的大书，点校工作只能成于众手，偶有百密一疏之处，恐怕也是难免的。由于此书的文献价值，问世之后必将引起学者的重视，今后必有继续修订重印的需要。我热烈欢迎本书的出版，更希望像这样精心整理的古籍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