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祭大会上,中国主办方和日本友人,打出了一幅相同的标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尽管平顶山惨案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但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深深知道,历史,不应仅仅书写血迹和仇恨,和平
与发展才是历史前进的主旋律。毕玉才摄
9月16日上午10时,凄厉的警报声划破抚顺的天空。青碑矗立,苍松怒吼,白骨呻吟,平顶山再一次撕痛人们的记忆。
75年前的这一天这一刻,朗朗乾坤,光天化日,在6挺机关枪的狂吼声中,3000名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訇然倒地,血流成河。
“牢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缅怀殉难同胞是为了警钟长鸣。”抚顺市委书记周忠轩在平顶山同胞殉难75周年公祭大会上说，“善良友好的抚顺人民,愿与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但我们绝不能容忍日本军国主义幽灵为侵略战争翻案,隐瞒真切发生过的屠杀真相。”
参加这次公祭活动的除了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杨宝山和杨玉芬老人外,还有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日本年轻人组成的抚顺奇迹继承会成员、日本律师及其他友好人士近180人。2000多名抚顺军民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
战争“把人变成鬼”,抚顺“把鬼变成人”
抚顺是一个傍河而居的城市。浑河像一条绿色的彩带,从城市中间逶迤而过。河南侧平顶山村,埋葬着惨死在日本军国主义刀枪下的3000具白骨;河北侧高尔山下,是近千名日本战犯的“再生之地”――抚顺战犯管理所。平顶山惨案,3000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侥幸逃生者不足1%;抚顺改造,近千名日本战犯没有一个人被判死刑,全部获得提前释放回国;日本军国主义“把人变成了鬼”,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把鬼变成了人”。
在抚顺平顶山同胞殉难75周年公祭大会上,提到日本军国主义暴行,85岁的杨宝山老人仍然激动得不能自持,计划中的发言不得不由他的女婿代替。
1932年9月16日,中秋节的第二天,杨宝山全家被日军告知去照相,他就站在第一排,并在那挺蒙着黑布的机关枪前15米处准备好了笑容。在黑布掀开机枪喷出火舌的瞬间,母亲奋力把他压在身下。他的父亲和5岁的弟弟当场中弹身亡。母亲躲过了第一劫,谁料日本人又开始了更猛烈的第二轮扫射。母亲临死时,仍死死地压在他身上,鲜血流进了他的嘴里,咸咸的。子弹射入他的腰间,最终停留在他的右腿中。为了不留一个活口,日军端着刺刀挨个检查,他感觉到冰凉的刺刀就点在他的身上,日军的皮鞋把他的脑袋都踩破了,他强忍疼痛,不敢动弹一下……
记者走进刚刚扩建完毕的遗骨馆,累累白骨让人触目惊心,不忍卒睹。80米长、5米宽的面积内,800多具死难同胞的尸骨,几乎每具尸体都大张着嘴巴,保持着挣扎的姿态。母亲搂着孩子,丈夫护着妻子,年轻人扑向父母,人们都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罪恶的子弹,但每一个梦想都在野兽的咆哮声中破灭了。
几位日本友人,站在遗骨馆前,潸然泪下。
50年代改造日本战犯时,我们国家还很困难。但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向记者介绍:“当时管教人员吃窝头,战犯吃的却是大米白面、鸡鸭鱼肉，还有专业的医护人员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战犯们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向国民宣传真实的历史,推动日中友好,从刽子手转变为和平使者。1988年,“中归联”捐资500万日元修建的3米多高的汉白玉谢罪碑,至今矗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我们输了官司,但赢得了正义”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不少政府要员也发表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论。此举不仅激怒了亚洲各国人民,也激怒了尾山宏、小野寺利孝等一大批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他们于1994年7月组成“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律师团”,到中国进行调查访问。
平顶山诉讼案始于1996年。是年4月,尾山宏等日本律师专程来抚采访了幸存者莫德胜老人,并表示愿为亚洲各国在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于是,莫德胜、杨宝山、方素荣三人委托日本律师团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战争受害损失的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三位原告6000万日元。
从1996年8月14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开始,到2006年5月16日近10年时间,莫德胜、杨宝山、方素荣三位耄耋老人先后10次东渡扶桑,一次次地站在法庭上陈述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巡回到各大城市宣讲平顶山惨案真相,日本人民一次次从老人身上感受到正义与尊严的力量。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却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要求。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不公正判决。
“我们虽然输了官司,但却赢得了正义。”抚顺市社会科学院院长傅波这样对记者说。2002年6月28日,在日本法庭上,正式认定了受命于日本政府的日本军队在抚顺平顶山大规模集体屠杀中国无辜平民这一历史事实。这是惨案发生70年后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突破,同时也向世界传播了真相。
傅波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细节:2005年5月13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判决平顶山对日诉讼败诉,来自日本的大江京子律师当场失声痛哭,杨宝山老人慈爱地拍着大江的肩膀劝慰说，“孩子,别哭,别哭”，正义和公理跨越国界,把一衣带水的原告与代理律师紧紧连在一起。
当年大屠杀之后,日本军队为掩盖罪行,将蒙难者的尸体集中到山根下,浇上汽油进行焚烧,然后用炸药崩山,掩埋被害者遗骨。如今,在铁的事实面前,历史终于还原了真相。
第一个站在日本法庭上的莫德胜老人,2005年听闻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原告败诉后,悲愤交加,十天后含恨离世。但是,正义的事业永远不会中断。据抚顺市统计,平顶山惨案幸存者还有6位,尽管他们都已年至耄耋,但每个人都表示,活着,就要为历史作证。
辽宁省和抚顺市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不辞辛苦,找到了平顶山惨案的每一个幸存者,保存下他们的声音和影像,对证人证言进行证据保全公证。抚顺市公证处副主任张秀芳表示,惨案幸存者经过公证后,就具有了法律意义,而且能与国际接轨。无论当事人跨国诉讼时是否到庭,甚至是否健在,这份经过公证的材料都如同本人当场到庭陈述一样。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1932年11月15日,平顶山惨案发生后两个月,《上海新闻报》率先以《抚顺村民悉数被屠》为题,披露了惨案真相,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当月下旬,美国国际新闻社记者爱德华・汉特,化装成神父进入了“禁止各国侨民前往”的屠杀现场。他站在平顶山上,“触目均是”被血染红的衣服碎片和隆起的新土,得出结论为:“抚顺三千人之大屠杀,男女老少,无所幸免,乃系确凿事实。”
日本在国联顿成千夫所指,在表决“日本是否撤出中国东北”时,国联43个国家,除日本外的42个国家均投票认为日本应当撤出中国东北。但在日本退出国联后,当时的国联并没有继续采取措施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平顶山惨案的罪责也没有得到追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悲哀。
1949年,饱受屈辱的的中国人民终于站了起来。1951年4月5日上午,抚顺市各界代表一万多人举行公祭大会,为平顶山死难同胞立碑纪念。1971年11月12日,抚顺市决定修建平顶山阶级教育馆(后改称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1972年9月16日,为纪念平顶山惨案五十周年,抚顺市各界人士举行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落成仪式。几十年来,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共接待国内观众500多万人次,接待外国团组和个人30多万人次。
2005年,在抚顺市委、市政府的努力下,在中央、辽宁省委的支持下,各方面投资4000多万元对平顶山遗骨馆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新建一座4708平方米的综合陈列馆,对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碑和广场重新修缮,遗骨池上安装玻璃防护罩,增加恒温恒湿设施,在有效保护遗骨的同时,提高展示功能;纪念碑前祭奠广场由原来的1000平方米扩大到1800平方米。依据陈列主题和教育功能,陈列馆由序厅、“东北沦陷辽东抗战”、“日军暴行惨绝人寰”、“铁证如山声讨诉讼”和“以史为鉴警钟常鸣”等5个展厅组成。其中最大的设计亮点是第二展厅半圆景画展区,该展区采用声光电系统制作弧形幕影片,10分钟内,集中展示祥和、宁静的平顶山村如何被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毁于一瞬,给人以视觉上的强烈震撼。
公祭大会上,中国主办方和日本友人,打出了一幅相同的标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馆长肖景全表示,尽管平顶山惨案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但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深深知道,历史,不应仅仅书写血迹和仇恨,和平与发展才是历史前进的主旋律。面向未来,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让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携起手来,让和平的阳光照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杨玉芬老人向记者讲述着当年的历史,常常忍不住潸然泪下。
毕玉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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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惨案
平顶山位于抚顺市区南面,西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区约4公里。这里原是一座小土山,由于西露天矿东扩,部分矿工在这里安家落户,形成了后来的平顶山村。该村住有400多户人家,约3000多人口,大多是矿工和小商贩,当时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小村镇。
1932年9月15日中秋节夜晚,辽宁民众自卫军大刀队为在“9・18”一周年之际表明中国人决不甘心被奴役的决心,经千金堡、平顶山冲入抚顺市区,进攻了驻抚顺日军守备队,袭击了日本侵略者盘踞的抚顺炭矿,捣毁了许多矿山设施,打死打伤11名日本人。第二天――9月16日,日本侵略者以“通匪”为名,出动日军守备队和宪兵队共200多人,包围了平顶山村,对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实施疯狂报复。他们以“照相”和“开会”为名,将3000多村民全部赶到山下的草坪上,用机枪进行扫射,并用刺刀杀戮,制造了灭绝人性、骇人听闻的大惨案。随后日寇用汽油焚尸、放炮崩山、焚烧房屋等手段,企图掩尸灭迹以掩盖罪行。平顶山惨案至今已整整75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