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来自东北一隅的满族迅速崛起，仅仅用了六七十年时间，就上演了一出以小搏大、由弱转强、取明而代之的惊天活剧。在看似偶然的历史背后，定有必然的东西藏匿其中，其入关前的文化政策就很值得研究。
满族是中华大地上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其先民在先秦时称为“肃慎”，两汉时称“挹娄”
皇太极即帝位后，在其父努尔哈赤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汉化政策。据《清史稿・职官志》记载：天聪二年，“建文馆，命儒臣分直。十年，更名内三院。”内三院，即国史院、秘书院和弘文院，其建置成为后来内阁的雏形。据《清太宗实录》卷九记载，天聪五年，皇太极又“集诸贝勒大臣议，爰定官制，设立六部。”所谓“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典型官僚体制。当时还规定在六部中，承政和参政等重要官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汉官出任。天聪三年八月，皇太极下旨开科取士，当年就有300人赴考。他还继续鼓励达海等人翻译汉文典籍，崇德元年八月，皇太极首次“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清太宗实录》卷三十）。这表明满族统治者业已正式接受中原汉族王朝的官方哲学――儒家文化。
除了学习中原文化外，皇太极还派人努力访求并掌握西方先进的制炮技术。八旗军长于骑射，善于野战，但拙于攻城。天命十一年正月，几乎从未尝过败绩的努尔哈赤率兵攻打宁远城，宁远守将袁崇焕凭借着从西洋引进的红衣大炮顽强抵抗，结果不仅八旗兵大受挫折，努尔哈赤本人也身受重伤，回沈不久便因忧愤背疽突发而死。这件事对皇太极的震动和刺激很大，此后他便决心掌握制炮技术，并多方招募能工巧匠，终于仿造出西洋大炮。满族统治者掌握铸炮技术后，如虎添翼，不仅善于野战，而且善于攻城。当时为明朝服务的西方传教士兼火器专家汤若望叹道：“比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汤若望、焦勖：《火攻挈要》）此后，清军在与明朝军队对阵中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明君倡导学习汉文化，满族很快进入封建社会，国家体制日趋完备，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可谓国富兵强。皇太极虽然倾心学习中原文化，但对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也并不简单摒弃，态度极为审慎。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皇太极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一直未被接受。据《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二记载，崇德元年十一月，皇太极对亲王、郡王、贝勒、固山额真等大臣们说：如果接受达海和库尔缠的建议，改服宽衣大袖的汉服，则不便于骑马射箭，而骑射乃是八旗兵之长技和战无不胜的法宝，因此衣着风俗是不能更改的。次年，皇太极又对诸王、贝勒们说：“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俱令遵照国初之制，仍服朝衣。且谆谆训谕者非为目前起见也，及朕之身岂有习于汉俗之理！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弃祖宗之制耳！”在这里，皇太极借用金朝故事，说明语言、服饰和骑射三者皆为满族传统文化之根本，要努力保持下去，不仅在当朝，后世子孙也不要轻易改变。皇太极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满语方面，早在天聪八年四月，便命将业已汉化的官名和城市名改为满语，如总兵官改为昂邦章京、副将改为梅勒章京、参将改为甲喇章京等，又将沈阳改为盛京、赫图阿喇改为兴京，不久又命礼部举行科举考试，不仅考核儒家文化，还专门选拔精通满语、蒙语的人才。在服饰方面，遏制改穿汉服的趋势，仍命身着圆领、窄袖、左衽和衣摆四面开衩的所谓“旗袍”。在骑射方面，则命各旗的牛录额真带领士卒在春夏秋三季进行平时的练习，并派部院大臣随时抽查，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射骑比赛。由于皇太极以及后世清朝君主十分注重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因而“国语骑射”和满族服饰的传统在某些地区和阶层一直延续到清末。
由上可知，满族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其统治者虽积极倡导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但仍是有条件、有选择的，同时对本民族的传统也注意保留。从今天看，这种既开放又坚守的文化政策、文化性格对满族的崛起是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的。（作者单位：辽宁省社科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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