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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秋的彭慧。 |
今年是母亲彭慧（1907―1968）诞辰一百周年。近日来，有关母亲一生的点点滴滴，经常在脑中盘桓，特别是在无眠的夜间。
写作、翻译、教学，是母亲彭慧一生主要从事的三项工作。虽然她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但她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母亲彭慧1907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府安庆。就在这个7月，以反对满族贵族的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为宗旨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徐锡麟在安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上刺杀清朝巡抚恩铭，被捕后，惨遭剖腹挖心酷刑而壮烈牺牲。彭慧的父亲彭麟书当时正在安庆巡警学堂当教官，他与徐意气相投，相交甚笃。目睹这一事件后，彭麟书受到很大刺激，开始神经失常，不久便辞去了官职，五年后病逝。在孤儿寡母的凄楚岁月里，彭慧和她的三个姐妹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听母亲向她们讲徐锡麟和秋瑾的故事。母亲的故事给童年的彭慧种下了对革命者的敬仰和对革命事业的向往。
彭慧在小学毕业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校址在古稻田，又称稻田师范）就读后不久，校长就由老革命家徐特立担任，校风相当开明、活跃。1924年5月的“国耻纪念日”，1925年的五卅惨案这些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都使少年的彭慧热血沸腾。
在1927年至1930年，彭慧曾与许多同志一起，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此时她重温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过的俄文，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海上的火灾》、契诃夫的《草原》、《想睡觉》以及班台莱耶夫等俄苏作家的作品，成为我国最早直接从俄文翻译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之一。
母亲彭慧开始从事文学活动，是在1931年。此前，她曾先后在武汉和上海的工厂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初，彭慧病了一场，卧病中，许多牺牲的战友和种种往事在心头萦绕，于是她产生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冲动。病愈后，她请求组织让自己搞文化工作。当时，左翼作家联盟刚成立不久，左翼文化活动正蓬勃开展，于是彭慧就被调到了左联，参加党团的工作，并担任左联的常委。
彭慧在文学创作上的高潮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开始的。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的“8・13”战事爆发后，我们一家离开上海去到武汉。在武汉，彭慧积极参加了文艺界和妇女界的许多活动。她对当时我父亲穆木天和杜谈、蒋锡金、伍禾等“时调社”的成员搞的诗歌大众化活动很感兴趣，就和他们一起搜集民歌、民谣加以改编，或给一些外国歌曲填上抗日的词，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彭慧写的民谣《农村妇女救亡曲》曾分别被冼星海、安波谱上曲，在民间传唱。
彭慧当时写的《怀念被敌船载去的孩子们》一诗，曾使许多读者流下了眼泪。这首诗反映了日寇从上海把一些从我沦陷区俘虏到的大批孩童运往东京的罪行。据说，这些孩子的亲人已全部被杀害，日寇打算抹去他们对祖国的记忆，好让他们以后回到中国来残杀自己的同胞。彭慧是流着眼泪写成这首诗的，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午夜，/我怕听到孤雁的哀鸣，/那令我忆起，/在日本海峡的那边，/在强盗们的巢穴里，正睡着哀哀啼哭的，/叫不应妈妈的你们！/……我远在敌国的孩子们哟，/你们幼小的心灵/要牢牢谨记：/你们是黄帝的子孙，/……”七十年过去了，今天重读母亲的这首诗，我仍止不住热泪盈眶。七十年过去了，一直很少听到有关当年这批孩子的信息。
关于母亲彭慧的创作生活，我开始有一些记忆，首先是在昆明郊区的事。1938年夏，日寇大举进攻武汉，我们一家取道广州、香港、海防、河内到达昆明。为了躲避日本飞机对昆明的狂轰滥炸，从1938年末到1939年初，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住到昆明郊区的官渡。期间母亲经常去到附近的老乡家串门，和他们拉家常，以了解当地的社会状况。她还经常去赶街子，但目的不是买东西，而是去听形形色色人物的谈话。当时我只有五岁左右，哥哥每天要上学，家里没人，因此，她总是带着我。我走累了，母亲就背上我走一段。趴在妈妈的背上，才发现她嘴里老是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仔细一听，原来妈妈在重复身边过路人的谈话。我起初很诧异，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也慢慢懂得，妈妈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记下来，写文章时好用。
就是在这样的努力下，母亲彭慧对云南农村的情况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为文学创作而搜集了丰富的素材――好几个笔记本上都记满了一些人物的身世、特点和人们鲜活的对话。母亲彭慧的短篇小说《九秀峰下》、《一个战士的母亲》、《春天的故事》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作品中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的语言、浓郁的地方风情，以及洋溢的抗战初期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大时代气息――这是母亲彭慧这个时期作品的普遍特点。
1944年夏，日寇为了打通我国从北到南的交通线，第四次沿湘桂铁路往南进攻。我们一家随桂林师院向贵州方向撤退。到1945年底，我们一家才随桂林师院回到光复了的桂林，母亲又开始了正常的教学生活。但那一段逃亡生活中所见人民的苦难和自身的感受，战火之后桂林的断壁颓垣，以及有关战时躲在岩洞中的百姓被日军毒气杀害的惨剧使她不得安宁。于是她又连续写了《黑水岩》《母亲》等几个短篇。《母亲》写的是一位逃难中的母亲的悲剧：在沦陷前的混乱中，她好不容易带着孩子爬到了撤退的火车顶上。由于过度疲劳，没能抓牢大孩子。当大孩子在火车行进的颠簸中滚下车顶的时候，她又在惊慌中失手从火车顶上摔下了自己怀中的婴儿，于是，这位母亲在极度的悲痛中，自己也从车顶上纵身跳了下去。这是对1944年在湘桂战事期间，普通民众在逃难时悲惨状况的真实写照。其中描写的当时火车站上的混乱局面，就是当年平民百姓从桂林往柳州撤退时的实际情况。在《母亲》这一短篇前，彭慧写了一句话：“谨以我的至诚和热泪写出这篇《母亲》，献给抗战中被牺牲的一切的母亲之灵”。是的，母亲彭慧的许多文章都是她含着热泪写出来的。想来，她的至诚，她和所创作的主人公息息相通的真情，正是她的作品之所以感人的重要原因。
随着全面挑起内战的进程，国民党在桂林的反动统治日益加强，我们家不得不在1947年初离开桂林去上海。当时的上海房租昂贵，母亲和父亲好不容易在北四川路底横滨路上的大陆里找了一间房安下家来。窗下是散发着臭味的横滨河。楼上的二房东是个舞女，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客人。就是在横滨河的臭味里和楼上彻夜的麻将声中，母亲彭慧又根据逃难生活中观察到的蒋管区社会黑暗、人民困苦的实际情况，写了《皮大衣太太》、《马校长》、《洋外套》等短篇。
彭慧的教学工作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皖南事变前后，城市里，反共气焰日渐嚣张。父亲穆木天和母亲彭慧就先后受聘于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到山高皇帝远的粤北山村教书去了。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她通过名著选读等课程，向学生介绍一些俄苏文学作品，如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克雷莫夫的《油船德特宾号》等等。通过这些作品和他们探讨人生的革命道路、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家里经常聚集着一些学生，他们喜欢和老师一起议论各种问题――从国家兴亡到个人的爱情婚姻，他们都愿意和老师谈。
直到很久以后，一些当年的学生还是我家的常客。
此后，母亲彭慧长期从事教学工作，陆续翻译了薇拉・英倍尔的《将近三年》，和托尔斯泰的《哥萨克》和《哈泽・牟拉特》（即《爱自由的山人》）等长篇和中篇。1950年夏，她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承担起创建俄苏文学这一新学科的任务，在全国率先开出系统的课程。作为俄苏文学教研室主任，彭慧在6、7年间，从组建教研室、招收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到培养中青年教师等多方面的工作，都一一有效地抓了起来。使北师大成为全国培养俄苏文学教学与科研人才的重要基地。
1956年，彭慧完成了布宾诺夫《白桦树》的第一部和扬卡・库帕拉《风从东方来》的翻译工作，并交给出版社准备出版。然而，到1957年，这两部书都不能出版了，几十万字的两部文稿后来也不知去向。创作、教学都不再可能了，……但母亲彭慧并没有消沉。
1960年6月，在自己53岁生日的前夕，母亲在1928年和我三姨彭玲在莫斯科的一张合影的背面题了一首诗，其中的一句是：“往事无边，/何须惆怅，/更莫伤壮志云烟”。一些曾在彭慧心中萦绕了多年的“无边”“往事”此时又一一涌上心头。
于是母亲彭慧开始了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创作。
为写《不尽长江滚滚来》，彭慧克服了不少困难。在一些老战友的支持和帮助下，彭慧在写完初稿之后，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反复进行了修改，最后定稿共有47章，33万字。当彭慧满心以为可以出版时，不料这部作品连同她本人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噩运。“文革”开始后，在1967年的抄家风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1968年的7月，母亲彭慧去世了……年仅61岁。
1978年底，当年从我家抄走的一些文稿还给了我，其中包括《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手稿。我捧着母亲彭慧的遗作找到了韦君宜同志，君宜同志随即在一次到湖南出差的旅途上，日夜兼程地看完了全稿，不久就拍板决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9月《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第一版10万册就问世了。次年又加印了第二版。这部长篇写的是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工人运动，主人公是当时的一群青年女工。这些女孩子像荆棘丛中的花朵，在穷苦生活中放出青春的异彩，又挽着手臂含笑踏上革命大路而义无反顾。作品中许多情节就是母亲彭慧自己的经历……
啊，母亲，在你61年的生命中经历了多少磨难啊！然而在你去世近40年的今天，在记忆中见到的总还是你精神抖擞含笑的面影。目前北师大正在为纪念你的百年诞辰准备开会、出文集……您没有被忘记，您的工作、您的作品、您的精神、您所记录的我国人民的苦难永远是对人们的激励！（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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