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不忘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贵州日报报业集团 赵拴
此时此刻我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没想到我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党报记者能获得中国新闻人的最高荣誉――长江韬奋奖。今天我向领导和同行们汇报的题目是:时刻不忘那份沉甸甸的
10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把思考和关注的重点放在“三农”和扶贫开发上。随着对农村采访的不断深入,我对生活在贵州最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渐渐地,我的情感发生了变化,从开始的旁观者、记录者变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主动提出做《走进贫困山乡》的系列报道,并独自承担了全部采访任务。我用8个月的时间,只身走进全省所有48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近200个外界罕知、外人罕至的极贫村寨采访。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深入大山深处一些尚处于半原始生活状态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寨,与那里的村民和干部同吃同住、同悲同喜,行程9000多公里,写出了64篇有血有肉并在省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的专栏报道,被誉为贵州“新闻扶贫”的成功范例。
那些日子我白天奔波于大山深处的村寨采访,晚上连夜赶写报道,平均每天乘车、步行上百公里。一次,在去纳雍县姑开乡采访时,由于刚下过大雨,我乘坐的吉普车在泥泞的路上像浪里行船般左右打滑,而很多路段的一侧是悬崖,几次都险些连车带人掉下去。在一处因山洪导致山体塌方的路段,车子再也无法通过,已是一身冷汗的驾驶员说什么也不愿冒险往前走了,并劝我打道回府。而此时,我的采访对象,一个在村子里唯一的读书人――苗族青年教师,成为我心中无法放弃的牵挂。这位苗族教师毅然放弃了城里的工作返回贫困家乡,在自家的水田上垒起石头房做教室,为孩子们上课。我坚持一定要赶到这个寨子。见我决心已定,拗不过的司机只得和我一起用双手搬开一些石头,清出一条吉普车勉强能过的窄道,小心翼翼地贴着悬崖冒险通过。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步行后,在一个名为发都寨的苗寨里,我终于见到这个质朴腼腆的农村青年。由于家里仅有的自留田被用来建了教室,他全家每日只能以荞面度日,但却无怨无悔……听着他的故事,让我不禁热泪盈眶。几天后,我采写的通讯――《大山之子》在《贵州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很多读者被这位苗族青年的事迹深深打动。
在采访中,我经历了几次真正的车祸。最严重的一次在遵义采访,我乘坐的车与一辆迎面行驶的车猛烈相撞,我顿时满脸是血,全身不能动了,身旁的驾驶员更是血流如注昏倒在我身上。还有一次,我去思南县采访,乘坐农村班车在下坡时刹车失灵,司机情急之下将车一头开进了路旁的排水沟,侧靠到山体上,而路的另一侧则是万丈悬崖。
近些年来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我带领两名记者走进这些聚居在贵州城市的农民“村落”进行深入采访,与身背背篼,到处找活的农民兄弟一起围着火炉吃烤洋芋,喝1元1斤的“包谷烧”酒;深夜在治安状况不好的“城中村”,与进城农民心贴心地交谈……我们采写的深度报道《都市里的“村落”》见报后,受到了好评。2005年,我带领几名年轻记者辗转数千公里,深入到沿海地区的城镇乡村、工厂、街头、车站寻访贵州农民工,零距离体验他们的苦乐忧喜、倾听他们的诉说,发表了系列报道《聚焦“黔军”――务工农民两地书》,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在我15年的党报记者生涯中,5次获中国新闻奖,在省内采访总行程约6万公里,到过上千个乡(镇)村(寨),用过130多个采访本,遭遇4次车祸,多次遇到险情……尽管有很多艰辛和危险,但“责任、敬业、良知”6个字,始终是我不敢懈怠的从业原则。做一名党报的记者,就要无愧于这个神圣的职业。在我的新闻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面对贫困、艰辛和苦难仍笑对生活、笑对人生,并默默追求着、奉献着的人们。他们是我的采访对象,又是我心灵的洗礼者,更是我内心深处不竭的力量源泉。
我深深地热爱贵州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上善良奋进的人们。我们在记录时代的同时,也记录下自己无悔的人生。
新闻现场就是记者的战场
人民日报社 王慧敏
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向大家作汇报。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了近10年后,2002年秋,被报社派往新疆记者站主持工作。5年多来,我在本职岗位上,尽到了一份心力,获得了社会的肯定。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务院民族团结模范个人、中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今年又被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七大。
新疆是个社情、区情比较复杂的地区。境内自然条件恶劣,不少地方至今不通公路,下去采访一趟动辄需半个多月。这些年,我牢记“三贴近”原则,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度过。
“新闻现场,就是记者的战场。”这是我经常用来勉励自己的话。昭苏地震时,正值隆冬,灾区积雪厚达三四十厘米,夜间最低温度接近零下40摄氏度。我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赶到了灾区,是第一个抵达灾区的新闻记者。2004年除夕之夜,八一水库溃坝。当时我正在北京家中过年,在英国工作的爱人刚从国外回来――这是我们离别5年后的第一次重逢。听到灾情后,我二话没说,初一一大早,便登上了返回新疆的客机。
为报道克州军民卫国戍边的动人事迹,我在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奔波了半个多月。那次采访,令我终生难忘。记得有天我来到边防6连靠近中哈边界的一个哨所。哨所的前后全是草原,时值深秋,老鼠猖獗。那夜临睡前,一位战士从箱里拿出一只甜瓜,执意要让我尝尝。谁知这下惹了祸,一大群老鼠争先恐后来抢吃甜瓜。老鼠离我近在咫尺,我一挥手,老鼠们蹭地跳到了地下,但随即又争先恐后地爬了上来。如是者再三。那夜,从4点钟到天亮,我拥着被子任凭老鼠在我枕旁咯吱咯吱嚼个不停。在一分一秒数时间的过程中,我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全面的拷问。暗暗发誓:只有竭尽全力干好工作,才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在这一信念鼓舞下,我坚持把党和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2003年12月,农民工任文华到人民日报驻新疆记者站反映米泉市一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我仔细听完民工的倾诉,责任感油然而生,抓住群众普遍关心的这一热点问题,开始了讨薪的追踪报道。在采写过程中,有好心人劝我:“你一个驻站记者,捅这个马蜂窝干什么?新疆可不比内地,小心把小命搭进去。”还有人打匿名电话威胁,等等。面对这一切,我不为所动,发表追踪报道9篇。通过舆论监督,促使有关部门解决了这桩与当地公安部门有关联的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该报道引起许多新闻媒体的重点关注,为营造全社会关心和维护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氛围,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
我只是人民日报的普通一员。这些年,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首先要归功于人民日报这一团队。确实,这里有一个催人奋进、助人成材的良好环境。忘不了领导对我们的关怀:驻站在外,逢年过节总会收到领导的亲切问候,每取得一点点成绩,报社领导都会热情地予以鼓励,而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又会想方设法替我们解忧;忘不了老同志的殷殷嘱托:原总编辑范敬宜同志不久前得了重病,被抢救过来后,听说我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他马上在病塌上用手机向我表示祝贺,嘱咐我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同时告诫我要戒骄戒躁;忘不了人民日报的“传帮带”传统:我的许多获奖作品都是老同志们一笔笔改出来的。记得几年前我写了篇反映农民种棉碰到众多“沟坎”的文章――《听俺唠唠种棉经》。文章刊出不久,人民日报早已退休的原农村部主任、抗战时期就从事新闻工作的李克林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这篇稿子离农民比较近,好读。但她同时指出,文章还可以写得更全面一点。她说:文章只有全面、客观,才能使读者信服。她把自己精心收集的37篇文章寄给了我,还给我写了一封短信,末尾这样写道:“记者是个神圣的职业。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当记者。”
“伐恶效狮吼,逢善魂相就,图一个天地无垢心无垢。”这是另一位老前辈对我的嘱托。我将以此作为我终生奋斗的目标。
先做人再做节目
中央电视台 崔永元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先做人再做节目。我1985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在电台工作的11年,跑遍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我喜欢和老百姓在一起,听他们说话,听他们讲故事。当他们生活、工作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会给我们写信。1988年的一天,我接到来自黑龙江省尚志县的一封来信,信里隽永的字体吸引了我。那是一封高三学生的来信,说他马上要参加高考了,但是家里很穷,即使考上大学,也没钱读。他写信,就是想在回乡前和他所喜欢的电台节目告个别。看了这封信,我想,如果就因为缺钱上不了大学,太可惜了。我马上拿起电话按他所留的地址和学校联系核实情况,决定资助他。后来这个学生考上了黑龙江大学,我资助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一直到他大学毕业。
1996年我调到中央电视台作《实话实说》节目的主持人,随着节目的影响,自己渐渐成了公众人物。由于父母、同事和领导的及时提醒、帮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节目主持人除了要主持节目,还要对社会抱有真诚的爱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多年来我始终保持着到基层采访的习惯。尽管我身上有耀眼的光环,但还是很容易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由于他们的参与和支持,我们制作的电视节目《实话实说》和《小崔说事》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平民和人文关怀的色彩。
一天,我听到一个消息后,心揪得很紧。曾做客《小崔说事》的一位叫范伟的嘉宾患了癌症,没钱治疗。范师傅是辽宁省鞍山市的一位普通三轮车夫,有个绝活,就是背字典,无论拿什么生僻的字考他,他都能准确地说出这个字在字典的哪一页、有哪几种解释,所以人们都叫他“活字典”。我把去年获得的“中央电视台十佳主持人”的10万元奖金,送给范师傅治病。因为病痛,范伟一度想放弃治疗,甚至不吃不喝。听了这个消息后,我马上赶过去劝他:“范师傅,这饭再没味道,也比药好吃吧。”范师傅的女儿端来了一碗牛奶。当着我的面,范师傅把那一大碗牛奶都喝了。而那时,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范师傅和我商量,在他死后,把我给他的那些没花完的钱再捐给其他癌症患者。我安慰他说,我还等着你好了,挣钱还给我呢。范伟笑了,那是他最后一次绽放笑容。四天后,范师傅走了。按照范伟的遗愿,他的家人将捐款的剩余部分,在鞍山市注册成立了一个基金,名字就叫“崔永元爱心基金”。我思索着该为癌症患者做些什么。我组织台里的13位主持人捐出自己心爱的藏品,搞了一次特殊的公益拍卖会,为鞍山癌症患者筹集了597600元。从那天起,“崔永元爱心基金”也有了新名字――“央视主持人抗癌基金”。
一个电视人很重要的工作是做好自己的电视节目,这些年来我把不断创新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制作的大型口述历史节目《电影传奇》采用了全新的形式,受到观众喜爱,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
《小崔会客》采访了省部级领导干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从大局着眼,从细微处着手,力争在嘉宾描述整体工作格局的时候,能为一部分群众,哪怕是一个群众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节目播出后,好评如潮,树立了领导干部务实、亲民的形象,也为干群沟通架起了一个有效的渠道。
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制作的《我的长征》大型电视节目采用了“真人秀”的方式让观众耳目一新,一群普通人对遥远岁月的体验牵动了无数观众的心。《我的长征》公益小组伴随着主力部队在红一方面军沿途做了一系列好事、实事,沿途共捐助资金1500万元,直接受益人数达12万人。帮助了245所贫困学校,慰问了326位老红军。为受旱灾严重的900多名村民解决了“吃水难”问题。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学,建了200多个校园图书室。《我的长征》电影放映车在106个村镇放映了120场电影,约有67000名村民和学生观看了露天电影。
我们只要献出一份爱心,就会得到十份的爱的回报。我们每做完一件公益的事情,心里总是得到一片宁静。与其说我们帮助了他们,不如说他们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在心灵上得到净化,得到一种精神的满足。我和我的团队都明白一个道理,叫“先做人,再做节目”!我们和每一个采访对象交朋友。逢年过节,嘘寒问暖,中秋节送去月饼,元旦春节寄去贺卡,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团体的真心实意。我们深深觉得当我们用真诚朴实的态度做人和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们不但能赢得收视率,还可以赢得人心!我们不光为自己赢得尊重,也为所在的媒体,所从事的行业增光添彩!
心得心思心愿
新华社原副总编辑 李琴
在党的十七大号召全国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时候,新老新闻工作者聚集一堂,纪念中国记协成立70周年,是一件令人十分振奋的事情。我有幸参加大会,并代表老新闻工作者发言,感到非常荣幸,更为我国新闻事业的蒸蒸日上,蓬勃发展感到高兴。
我是1949年由部队转业到新华社的,一干就是40多年。进新华社时,一头青丝,而今已满头白发。40多年来,值得回忆的事很多。记得初到对外部时,连一二百字的英文短新闻都不会写。一次采访回来,稿子总也写不出来,对外部主任沈建图看到了,便让我们到他办公桌前口述情况,他边听边问边敲打字机,稿子写出来后,便拿稿子给我们核对事实,然后笑笑,连一句责备我们的话都没有。沈建图是新加坡华侨,老延安,从他精湛的对外报道技巧和处处以身作则的示范中,我学到了很多。
应该说,我对国内外事务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对外部工作时学到的。
在对外部,开始时做校对,后来做农业、财贸、工业和时事政治等方面的采编工作。那时不会写对外报道,对所报道的事情也常弄不明白。记得编写无缝钢管厂的稿子时,奇怪钢管怎么能无缝呢?报道桂林山水时,不知啥叫喀斯特地貌。后来弄明白了,对这两个英文词――Seamlesssteeltube和Karst,记得特别清楚。回忆起来,还有不少乐趣。
当十年动乱结束,党拨乱反正,决定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工作上来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情绪振奋,干劲十足。恰在此时,有单位来到新华社总编室索取经济信息。在社领导的支持下,我和一些同志抓住时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创办了以沟通信息,传播新知识和探讨新问题为主的《经济参考报》,接着又创办了为国内外财经界提供中英文信息的专线。值得一提的是,几件事情都是白手起家办起来的。创办英文对外经济专线,没花一分钱外汇。跟海外机构谈判发展用户,签订合作合同,全是通过电传、快递完成的。这在当年还是不多见的。
回顾以往,我对新华社对我的培养,对和我一起工作的许许多多同志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充满感激之情。我特别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这一政策使我在行将结束新闻工作生涯之前做成了几件有意义的事。
记协领导希望我对年轻同志说几句话。在科技日新月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我感到,我需要向年轻同志学习的东西更多。不过,考虑到党和国家对新闻工作者的期盼,当前价值观取向的多元化,我想根据个人的工作经验和教训,对年轻同志提出几点希望:
一、做有理想的人。像革命先辈那样,为了崇高的理想,矢志不渝,奋斗终生。
二、努力学习,充实知识,更新知识,提高工作能力。
三、勤恳工作。当有一天回顾失去的岁月时,能够为自己已为祖国做了些事情而感到欣慰。做的事情可能很小,微不足道,然而,却是祖国需要的。
最后,我想代表已经离退休的同志说一句话:同志们!尽管我们的力量有限,但我们会继续努力,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和同志们一道,为建设魅力无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