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华,我启蒙的摇篮

我常忆起我启蒙的摇篮,天津耀华学校。她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除了两年高小外,我都是在耀华上的,她给予我的一切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耀华的校训是由第三任校长赵君达先生提出的“勤、朴、忠、诚”,赵校长治校极严,对校训身体力行。抗战前的耀华有“贵族学校”之名,一则因为校舍、设备、师资等条件在当地首屈一指,其他学校望尘莫及。二则学生中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后代甚多。某些同学是袁世凯、曹汝霖、徐世昌的后代以及哪个当政的显贵和大富商的子弟,时有所闻。但是他们在学校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特殊化。进校门一律穿校服,冬天深蓝布袍子(天津称“大褂”)罩棉袍,夏天浅蓝布袍,上体育课白衣白裤。女生则要求短发齐耳。这样,至少在校园内保证“不把双眉斗短长”。在那种环境中,学习成绩面前人人平等,名门后裔功课不及格而留级也没有任何通融;学习出众者不论家境如何,都受到老师赞赏,同学尊敬。在纪律方面也很严格：赵校长在世时每天早晨都在大门口迎接师生,8点钟一打上课铃就关校门。迟到者只好在大门外站到第一堂下课再放行,那是很丢面子的,所以迟到者不多。听说有一次校长自己因公事迟到,他也坚持不让门房开门,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后来，8点关校门的制度没能坚持下去,但是朴素而纪律严格的校风一直到我毕业还能维持。

提倡德、智、体、群、美育全面发展,也是耀华的一大特点。例如耀华的体育全市闻名,每年全市运动会冠军拿得最多,全校性的运动会也常举行。除“主课”外,从小学到中学都有音乐、美术、劳作课。记得我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音乐课上学会五线谱的。课外活动很多:歌咏团、各种球队、班级壁报……还有年终“恳亲会”,各班学生表演节目给家长看。高年级还有课外生物、化学等小组。这些都是自愿报名,在老师指导下进行。还记得有一个志在学医的同学参加生物组,向我津津有味地讲初次解剖青蛙的兴奋情绪,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医学院。耀华有特殊优厚的物质条件:堪与大学媲美的体育场,室内体育馆、实验室、大礼堂等,不是一般学校都有的,但是那全面发展的办学指导思想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值得推崇的。

更重要的当然是主课的教学质量。耀华文理并重,数、理、化是全市有名的;同时国文(即今之语文课),特别是古文也是强项。记得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作文言文。比较特殊的是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一年级在国文课之外加每周一堂“经训”课,从低年到高年依次为:《论语》、《孟子》、《大学》和《礼记》、《诗经》、《左传》,高中二三年级则改为中国文学史,使学生对传统文化有所传承。英文程度也比较高,不亚于教会学校,聘有外籍教师。抗战中日本当局强迫学校取消英文课开设日文课,遭到学校拒绝,校方想办法在其他课上也用英文教。我的“范氏大代数”和解析几何,老师就是用的英文课本,用英文讲课。

当然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也和赵校长的教育思想密不可分。这一优势在赵校长身后,虽经国难,基本得以维持下来。那时中学各门课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是大学本专业的毕业生,而且经过严格挑选。他们有些人的学识丰富、循循善诱和敬业精神至今记忆犹新。例如我高中的数学老师就是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她讲得清楚而吸引人,使我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且一旦学校要求用英文讲课,她也无难色。还有一位教三角和立体几何的老师,更加风趣,把许多定律、公式都编成了顺口溜,使这门令人望而生畏的课变成了很“好玩”的课。其他各科的老师都各有千秋,无法一一详述。

在这样的春风化雨之中,做人之道和学识的长进都来得自然而然。在我记忆中除了高中三年级准备考大学比较紧张外,从来没有感觉到家庭作业的负担,也从未因考试而开过夜车。高三的紧张也多半在自己,学校并未加班加点,或进行模拟考试之类。事实上,抗战胜利,迁居后方的名牌大学复员之后,入学竞争之激烈,决不亚于现在(由于不是全国统一高考,不同档次的大学入学之难易差别很大),甚至录取比例比现在更小。如以名牌大学录取率计,耀华在天津名列前茅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整体教学质量的结果,似乎没有刻意追求“升学率”这一概念。那时听家长们议论学校好坏,首先是讲师资、校风如何,很少听到“升学率”之说。

本文几次提到赵君达校长,那是一位特别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是遭日本特务暗杀的。尽管他牺牲时我只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已永远留在我记忆之中。那是1938年6月的一天,我按时到学校,校园中特别肃静,课堂上大家鸦雀无声。老师进来后哽咽不成语,她说了什么我已记不得,但记得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忘了这一天”。这的确是我终身难忘的一课,与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的一课》一起铭刻于心。

我这一代人是在国难中长大,在民族气节的教育中熏陶出来的。而赵校长之以身殉职、殉国,对我幼小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力是无法估量的。后来涉世越深,就越觉得当年在耀华所受的全面教育之可贵,也同时感到赵君达校长的爱国热忱、忠诚教育事业的精神值得大书特书,发扬光大。今天时代、条件都已大不相同,但是那办学方针和经验是否能提供某些启示呢?(作者系国际问题及中美关系史学者,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耀华中学1947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