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了美学热。这股浪潮也冲进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时任中文系主任的一级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先生，在美的浪潮中推波助澜，先后邀请我国三大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朱光潜教授、蔡仪研究员、李泽厚同志到校讲学。黄先生亲自主持讲坛，请他们各抒己见。讲坛上下，人人雀跃，彼此争鸣，探讨
朱光潜先生身着蓝色中山服，走上讲坛。他年逾五旬，但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带着浓重的桐城口音，表述他的观点。他说，解放前他是鼓吹美的主观论的，是唯心主义的；解放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唯心主义，因而他的美学观点已转变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了。他引用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琴诗》来作为自己观点的“总结”，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他认为：说琴声就在指头上的是主观唯心主义，说琴声就在琴上的是机械唯物主义。琴声，既来源于琴(客观条件)，又来源于弹琴的手指(主观条件)，是主客观结合的统一产物，因此，他给美下了这样的定义：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其公式为：物甲(客观)+美感(主观)=物乙(美)。这个公式也可以倒过来排列：美(物乙)=主观(美感)+客观(物甲)。
朱光潜的观点受到蔡仪和李泽厚的批评。他们认为：朱先生声称美离不开主观(美感)、美依附于主观(美感)，这就等于说：没有主观(美感)，也就没有美，实际上是把主观美感当成了美的源泉。这显然仍是在鼓吹美的主观论，坚持主观唯心主义。至于朱先生的公式中所列的“物甲(客观)”，也不过是遮掩其唯心主义美学实质的一块虚设的招牌而已。
蔡仪和李泽厚都是主张美的客观论的。他们都认为美在客观，美感是美的反映。但他们又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蔡仪认为：美的客观性表现在典型上，美就是典型。他还说，自然美存在于自然物本身，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李泽厚则持相反观点，他认为：美和典型不能划等号，美的不一定就是典型的，典型的跳蚤，能说美吗?至于自然美之所以为美，并不在于自然物本身，而在于自然物的社会性。大自然离开了人类社会，就无所谓美丑。它之所以为美，就是由于它和人发生了特定的关系，是由于自然的社会性。因此，他对美作了这样的概括：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自然美是自然物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他还把国旗、货币、机器等当作自然物，来印证这一命题。蔡仪批评道：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社会物，而不是自然物，怎能把它们当成自然物，用来证明自然美是它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呢?
朱光潜对于蔡、李二人的观点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所鼓吹的美的客观性，只强调美在物，而不在心，这就完全否认了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而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泥坑。
他们的争鸣，促进了我国美学研究的发展，活跃了学术空气，开拓了人们的思路。
朱老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辨析精辟，丝丝入扣，循循善诱，发人深思。蔡老作风踏实，学风谨严，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李泽厚风华正茂，英姿焕发，才思敏捷，谈笑风生，他那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形象，他那敢于标新立异的精神，使人久久难忘。
听到他们的论争，读了他们的论文，连我这个美学门外汉也不由自主地要思索一番。的确，美的定义仿佛云山雾海，难以捉摸。它太活泼，太自由，太复杂，太玄妙了!正因为如此，古希腊美学家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得出结论：“美是难的。”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说：“美的客观的定义是没有的。”德国文豪歌德甚至于笑那些追求美的概念的人是“自讨苦吃”(《歌德谈话录》)。但是，这些说法并不妨碍人们从各个角度去发现美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