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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第一开国功臣徐达

2008-01-0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陈梧桐 我有话说

徐达(1332―1385年),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人。他出生于一个世代种田的农民家庭,小时曾和朱元璋一起放过牛。元朝末年,他目睹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慨然有“济世之志”(《明太祖实录》

卷171)。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在郭子兴起义军中当小军官的朱元璋回乡招兵,他“仗剑往从”,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

投奔朱元璋后,徐达不仅作战勇敢,而且“时时以王霸之略进”(李贽:《续藏书》卷3,《开国功臣徐公传》),协助朱元璋收编了定远的几支地主武装,攻占滁、和等地,被朱元璋授为镇抚,“位诸宿将上”。此时,朱元璋只不过是郭子兴手下的一名首领,“诸将多太祖等夷,莫肯为下”,而徐达与汤和等人则“奉约束甚谨”(《凤阳府志》卷18,《人物志》),帮助他逐步树立威信。不久,郭子兴与另一首领孙德崖发生冲突,拘捕了孙德崖,而孙之部众则扣留了朱元璋。徐达挺身而出,到孙德崖军中去做人质,换回朱元璋。直到郭子兴释放孙德崖后,他才被放出来。朱元璋因此对他非常感激,也更加信任。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执掌全军大权,挥师南渡长江,攻占采石、太平,谋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徐达“与常遇春皆冠军,而达独参与进止”(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8上,《徐达》),成为朱元璋最倚重的一员战将。此后,他统兵“廓江汉,清淮楚”,击灭陈友谅势力,升任总兵官、大将军;又“电扫西浙”,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消灭张士诚势力;后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北伐,“席卷中原”,克复大都(今北京),“声威所震,直达塞外”(《明太祖实录》卷171),完成了推翻元朝、统一北方的重任。

徐达从小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但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每逢带兵出征,常“延礼儒士,说古兵法”(同上)。归朝之日又经常“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论终日”(《明史》卷125,《徐达传》),因此熟知古代兵法。他还善于通过战争锻炼自己的军事才干,具有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的能力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尤长于谋略”(《明太祖实录》卷171)。如洪武元年攻占大都后,朱元璋令孙兴祖留守,徐达与常遇春攻取山西。北逃的元顺帝派部将扩廓帖木儿自太原北上,出雁门关,入居庸以攻北平。徐达闻讯,对诸将说:“扩廓远出,太原必虚。北平有孙都督在,足以御之。今乘敌不备,直捣太原,使进不得战,退无所守,所谓批亢捣虚者也。”(《明史》卷125,《徐达传》)于是引兵直趋太原,扩廓帖木儿急忙回师救援,结果遭到徐达的夜袭,败逃宁夏。

徐达治军严明,不仅要求部下听从号令指挥,“令出不二”,而且严禁他们骚扰百姓,“有违令扰民,必戮以徇”(《明太祖实录》卷171)。他还注意优待俘虏,以分化瓦解敌人。凡是俘获敌军将士和间谍密探,他都“结以恩义,俾为己用”(《明史》卷125,《徐达传》)。所以他带兵出征,特别是在率军北伐过程中,经常出现“大军勘定者犹少,先声归命者更多”(《明史纪事本末》卷8,《北伐中原》)的局面。

作为一名杰出的将领,徐达不仅具有优异的军事才能,而且具有许多优秀的品德。他严于律己,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在元末群雄并争之时,许多人一旦为将握兵,即“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吴宽:《平吴录》),过起穷奢极欲的生活。但徐达不贪女色,不图货利,攻占平江及大都之后,“封姑苏之府库,置胡宫之美人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爱”(《献征录》卷5,黄金:《魏国公徐公达》)。徐达平时在南京家住一所低湿狭小的房子,朱元璋几次想给他换一所较好的房子,他都推辞了,说:“天下未定,上方宵衣旰食,臣敢以家为计?”(《明太祖实录》卷171)出征之时,遇到军粮不足,士卒吃不饱饭,他不饮不食,不进营帐休息。士卒生病负伤,他前去探视慰问,给予医药治疗。“士无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明史》卷125,《徐达传》)。

徐达“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为明王朝的开创立下了盖世之功。明朝建立后,被朱元璋授为太傅、中书右丞相,后封魏国公,并以其长女为燕王妃,次女为代王妃,三女为安王妃。尽管劳苦功高、地位显赫,但徐达依然谦虚处世,从不居功自傲。每次“功成而还,拜上印绶,待命于家,略无几微矜伐之色”(《明太祖实录》卷171)。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徐达能摆脱乡土观念的羁绊,不和同乡拉帮结派,没有卷进淮西集团的是非之争。淮西集团的骨干胡惟庸见徐达功劳大,威信高,“欲结好于达”,他根本不加理睬。胡惟庸又“赂达阍者福寿使图达”,福寿向徐达告发,徐达便不时提醒朱元璋:胡惟庸这种人不适合当丞相。后来,胡惟庸因谋反被杀,朱元璋想起徐达的话,“益重达”(《明史》卷125,《徐达传》)。

尽管徐达对朱元璋忠心耿耿,恭慎有加,但仍然未能免除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和猜忌。给事中陈汶辉在一个奏疏中曾提到“刘基、徐达之见猜”,说:“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明史》卷139,《李仕鲁传》)朱元璋在为徐达撰写的神道碑中,也承认自己曾因所谓“太阴数犯上将”的星象而“恶之”(《献征录》卷5,御制《徐公达神道碑》)。但是不管朱元璋如何猜忌,徐达毕竟在政治上忠诚不二,经济上不贪不占,生活上十分检点,没有任何把柄可抓,从而避免了“走狗烹”的厄运。流传极广的所谓朱元璋赐蒸鹅而害死徐达的说法,正如赵翼所说的是“传闻无稽之谈”,“其时功臣多不保全,如达、基之令终已属仅事”(《廿二史札记》卷31,《明史立传多存大体》),徐达和刘基是洪武朝少数得以获终天年的大臣。

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病逝,享年54岁。朱元璋追封他为中山王,赐谥“武宁”,赐葬于南京钟山之阴,并亲为之撰写神道碑,赞扬他“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后复命“配享太庙,塑像祭于功臣庙,位皆第一”(黄金:《魏国公徐公达》)。(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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