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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事(节选)

2008-01-0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讴歌 我有话说

编者按:对中国老百姓和医界人士来说,“协和”两字承载的意义深远。三联书店推出《协和医事》,作者讴歌回望协和近百年传奇故事,诠释“老协和理念”,更以思辨深度探讨新时代的医疗现实、医学教育困惑,揭示为医之道。

晚年的吴阶平,经常在各

大医学院做这么一个著名的演讲:如何做一位好医生?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吴阶平把自己的思考凝结成演讲内容,它们成为许多新入学的医学生的指路航向,意义可类比于近百年前奥斯勒对约翰・霍普金斯的那些医学生的演讲。奥斯勒在1903年演讲《行医的金科玉律》时这么说:“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在这个使命当中,用心要如同用脑。”

晚年的张孝骞支持协和医大新开的《医学概论》课程,亲自为那些刚进本科的学生讲课,其中就包括这个古老的命题:如何成为一位好医生?张孝骞对这个问题的演绎是“戒、慎、恐、惧”。“如果说我行医六十年,有什么经验可谈的话,这四个字大概可以算作第一条。对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能适用。”他对临床医学的定位是“服务医学”,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

在张孝骞看来,为病人诊断和治疗,就像公安人员破案一样。千万不能满足于一次诊断,更不能认为成竹在胸。上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名中年外国人到协和医院求诊。病人入院时症状非常紧急,气喘、心痛,呼吸困难,很有些像心脏病。后来,他病情稍有缓和,便要求出院。不久,他突然休克,抢救不及,死去了。做尸检,发现是肺动脉栓塞所致。这时,张孝骞才明白,发生栓塞的原因是由于他患有静脉炎。但当初问病史时没有问出来,也没有去翻他的老病历。“这个例子,我曾向许多人谈过。要求一个医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能从错误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决不能固执己见。”

在协和工作多年的呼吸专家罗慰慈,在1987年的《协和青年》上写道:老协和人说“协和精神”,很简单,就是服务病人、奉献自己。吴英恺在《老专家谈医学成才之道》中提到行医之道的第一点,就是真正关心病人。“毕业后,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层次多,工作要求细,实习大夫住院大夫每天至少要看两次病人,主治大夫至少看一次病人,科主任也照样天天看病人,有的星期日上午还来看病人哪。病人的情况吃得透,问题解决得快。解放后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医生关心病人的热情和深度是令人难忘的。”

1965年,杨秀玉所在的绒癌组有一位曹姓病人,呼吸没了,只有心跳,那个时候没有呼吸机,医生就用麻醉机代替呼吸机,医生得不停地捏麻醉机的皮球,一分钟捏十六下,所有的医生轮流捏,一直捏了七十二个小时,终于病人有了自主呼吸。病人康复以后,到甘肃当了赤脚医生,成了劳模。他一直觉得自己这条命是医生捏回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什么是好医生?好医生在那时的标准,就是为了挽救一个普通患者的生命,连续七十二小时捏皮球。

在黄家驷的房间里,常年挂着他从国外带回的一幅画的复制品,这是卢克・法尔兹1887年的作品《医生》。医生专注地守在垂危病孩床前,旁边的父母忧心忡忡。老协和医生常说一句话:“大夫的时间属于病人,不属于他自己。”林巧稚说:“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方圻说:“大夫决不会只做八小时工作。”一切为了病人,这是老协和认为选择了医疗为职业,就自然应该做的事。他们当中不少人放弃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婚姻与家庭。

一位协和的老教授,读了一位协和学生去美国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交换后回来的感想。在字里行间,老教授读到了这位年轻人对于美国诊疗时高度发达的技术化、程序化的艳羡之情。协和式的自省,使得这位老教授提出:美国医学诊疗的高度技术化、程序化就一定是现代医学最好的治病方式吗?值得我们全盘模仿吗?我们似乎应该有自己的出路。他说的出路,就是:协和是在培养医生,而不是培养现代医学的诊疗机器。

以培养医学精英为定位的协和,为什么她的毕业生,最后没有“高高在上”,反而成为一位位散落在各地医疗设置、真切服务于大众的知识分子呢?生活在医疗这个行业里的知识分子,即使身为精英,也必须贴近这个职业指向的对象――病人,必须贴近大众去解决如何与社会产生联系的问题。他既不能躲藏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能丢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原则;医学知识既用来改进现实情况,也完善了自我。

“以病人为中心”这一句话,还有更深的含义,它类似于“好的医生是治疗疾病,而伟大的医生是治疗患病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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