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访日时，水上勉先生恰在他的故乡若狭建造了一座文库，邀请我们去看一看。我们从京都出发，坐火车先到滋贺县的今津町，再换乘汽车去水上勉的故乡――福井县大饭町。
大饭町是个面临日本海的偏僻小山村，古代是北条氏的领地，称为若州，是有名的穷地方。水上勉有一篇小说《桑孩儿》，就取材于北陆贫
水上勉就是在这样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度过童年的，他成名后，并没有忘记故乡那片贫瘠的土地，常常怀着淡淡的哀愁，描写故乡心灵手巧的竹匠，流落在穷乡僻壤的乞丐，露宿在荒村野店的盲艺人，孤独寂寞的小和尚……
我们的汽车穿过若狭和滋贺交界的一座大山，直向大饭町驶去。沿途到处是荒山野岭，干涸的河流和布满乱石的海滩，几乎看不到人家。这地方与日本的其他地方相比，显得贫穷落后。
到达大饭町时，已近中午，水上勉先生和他的弟弟、女儿正在文库门口等候。文库建在农田中间，后面是山和竹林。主要有两座建筑，一座是瓦顶图书室和陈列馆，一座是稻草葺的竹偶文乐堂。北陆一带冬天雪大，所以屋顶都呈人字型，这样飘落的积雪会不断自动滑下。两座建筑物中间由长廊相接，形成一个整体。
进入大门，右侧是客厅，中间放着一张厚重的白木桌和几把粗拙沉重的白木椅，墙上挂着几幅乡土画家的油画。
大家落座后，水上勉先生说：“诸位是第一批光临文库的外国作家，大概也是第一批到这山野荒村的外国作家，我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感到很光荣。不怕朋友们笑话，我节衣缩食15年，拼命写作，积攒了1.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00万元)，修建了这座文库。为此，亲戚朋友家的婚丧嫁娶我都不敢去，因为要送礼花钱。不少亲朋和我疏远了，说我是吝啬鬼、葛朗台，一毛不拔。”
他苦笑了一下，呷了一口茶继续说，“我就是在这个村子里生的。9岁离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那时候，家里没有电灯，也没有书。后来我到处流浪，只有书是我的伙伴。现在回想起来，是书使我成为一个作家。我的藏书越来越多，于是就想在故乡建立一个图书馆，使那些想读书而又买不起书的孩子有书读。如果孩子们能从这些书中有所收获，并激发他们去开拓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将感到非常高兴。”说到这里，他捋了捋灰白的长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深情地望着窗外说:“这里原是一片稻田，我母亲在这块租来的土地上苦熬了一生,土地饱浸了她的泪和汗水。今天，我站在这片土地上感到温暖，浑身充满力量。”说着，他脱下了西服，抱着胳臂，微闭着双眼，讲起了购买这块土地时的周折，破土动工时花的心血……我望着他，想起了两年前的一件小事:
1983年，他率领日本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一路陪着当翻译。记得离京前去荣宝斋时，他看到了一方端砚，爱不释手，但看了半天，又放下了，摇了摇头走到外面。过了一会儿，他又折回来站在砚台旁，思索良久，最后终于买了下来。听说他几年前就看中了这方砚台，看了好几次，但总是恋恋不舍地走开了。当然，这方砚台很贵，售价人民币3800元，但对于一个日本著名的作家来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应邀讲演一次，讲演费就足可以买两块。水上先生是大家，但买一方砚台还踌躇再三，也未免有点太小气了，当时我这样想过。
一路上，水上勉不顾旅途劳顿，不断写作，在北京、上海、西安都有稿件发回国内。在汽车上，飞机上，游船上，他不断地记笔记，画素描。回国后不久，马上发表了《访巴金故居》、《都江堰》、《望江楼公园》等游记――原来，他为了建这座文库，玩着命赚钱。
水上勉先生介绍完情况后，领我们去参观阅览室、图书馆、绘画馆、水上勉书信和原稿陈列馆、当地著名高僧的书法陈列馆。他指着那一排排高高的书架说：“这是我为书架工厂做广告挣来的，不然又得花1000万日元。”他还告诉我们，“一滴水文库”就是源于大饭町出身的著名仪山善来禅师“珍惜每一滴水”这句话，禅师珍惜天物的精神，对后来的临济宗产生了很大影响。
水上勉先生多才多艺，不仅写小说、散文、诗歌、剧本，还画画、摄影、造纸、当导演、亲自登台演出。他还是陶艺家，为自己身后制作的骨灰罐，竟然引来文人雅士重金购买……每到农闲季节，他就回到故乡，带着竹偶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很受欢迎。
竹偶文乐堂里，陈列着几百个竹偶和道具。竹偶的做工精美，表情生动，造型逼真，栩栩如生。竹偶剧的剧本都是水上勉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剧目有《雁寺》、《越前竹偶》、《孤独的盲歌女》、《五番町夕雾楼》、《鸳鸯怨》等等。里面有个很大的舞台，上面放着金阁寺的模型，远看，那金碧辉煌的寺庙跟真的一样。
在竹偶文乐堂旁边，有一个小作坊。水车“吱吱呀呀”地转着，木锤把煮过的竹叶、竹皮、竹枝捣烂，打成纸浆，用这些纸浆造竹纸和竹偶的面部。
中午，水上勉在竹偶文乐堂东侧的客厅里设宴款待。大家围坐在地炉旁，炉里生着炭火，中间放着一把大铁壶，旁边是个铁锅，需要熟食的东西放在锅里煮。这是日本北陆一带农家招待客人的方式，别有一番风味。
水上先生喝了几杯清酒，脸微微发红。他抱着胳臂说：“文学到底是什么呢？我常常和日本的同行讨论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五花八门，相去甚远。我最近常常想这个问题，但仍然不得要领。”他望着窗外的远山，沉思着。
这时，一位同行的中国作家说：“打个比方说，文学就是酒。”水上先生想了想，一拍大腿说：“对，太对了，文学就是酒!酒有温和的，强烈的，香的，苦的，甜的，酸的，辣的，涩的，千差万别，举不胜举，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含有酒精，能使人剥下虚伪的外衣，现出真实的自我.能使人销魂、陶醉、进入梦境。对，文学就是酒。”
后来几年，水上勉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很少出席文学界的聚会，难得见上一面。我每次去日本，步入欢迎宴会大厅，看不到他的身影时，总有几分惆怅和牵挂：先生没来，不知身体如何?
2001年春天，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事先知道
有拜会水上先生的日程，心中很高兴，告诉了邓友梅先生。邓先生也是水上先生的老朋友，托我给他带一根云南的水烟筒。我们到达京都的当天下午，就去拜访水上先生。一进门，女秘书推着轮椅迎出来。先生看见我们，从轮椅上下来，拄着手杖，姗姗而行。他身着米黄色西服，围着丝绸围巾，黑色衬衣，依然绅士风度。看见我的第一句是：“陈先生，你怎么不翻译我的书?”我没想到他会这样问，忙说:“我翻，一定翻。”水上勉的作品，在中国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不仅囊括了小说、戏剧、散文，而且主要作品还有多种译本，所以我就没有参与。
大家搀扶先生走进客厅，让他坐在轮椅上，围坐在他身边。水上勉虽然清瘦，但面色和精神都很好，只是讲话不如以前清楚。他叫秘书上酒上茶，拿来新作和笔墨，
题赠签名。岁月无情，他已经不能正坐在矮桌前，挥毫畅书，只能把书摊在膝上，一笔一划地慢慢写，相当吃力。
先生送我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沈阳月》，描写他19岁到中国东北当工人的经历，用时空交错的手法，把历史和现实交织在一起。他的题词字很大，如鸡蛋，整整写满了两页，那时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只能靠一只眼睛工作。我心中凄然，先生却说，以后有机会，我还想去中国，到西湖边上坐坐……
与水上先生告别时，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保重，保重。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面，水上勉先生于2004年9月8日因肺炎病逝在工作室，享年85岁。
我想尽快译出《沈阳月》，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