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正置身于社会的转型中，也置身于现代性反思的时代境遇中。在这种境遇中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艺术如何担负重整现代中国人生存世界的神圣使命，如何担负起构建民族复兴进程中文化建设的职责。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以更为务实的经济变革的途径调整社会现代性的实
这种“转型”，可以概括为：由批判反思社会现实转向自我心灵体验的表达；由普遍意义的人道关怀转向个体生存状态的呈现；由对崇高庄严的美学追求转向世俗情怀、感性欲望宣泄；由对宏大叙事结构的崇尚转向瞬间存在状态审视的热衷；由乡土视野转向都市景象；由集体文化记忆的书写转向个体视觉经验的图像构造；由整体性的写实风貌转向多元符号的铺排。
不可否认，在当今消费社会中，大众艺术在满足大众文化娱乐需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很多人在消费、享受艺术时获得了一种参与感，甚至沉浸于自己某种文化欲求乃至权利话语得以实现的“虚幻”的快乐之中。这种“与民同乐”的艺术，对传统的由精英艺术家创作的供精英阶层文化消费的艺术形态是一种有力的冲击。
问题是：当代大众艺术景象的形成，并非使大众真正掌握了艺术的话语权。一些造型艺术家，包括一些“前卫”艺术家在表现的主题和形式上极力世俗化，制造着通俗的，也可能貌似新颖的或深刻的流行符号，以迎合世俗感性欲望，将艺术庸俗化，既没有审美价值的追求，也无精神价值的追求,更无批判的责任。他们在成为众多企求享受文化艺术的市民和追求附庸风雅的新贵们心中的偶像的同时，赢得了高利润的回报。他们的艺术行为其实沦为没有精神价值的哗众取宠的炒作。大众不仅在一些媒体、娱乐公司或充满物质欲望的艺术家制造的给人快适的艺术产品的鼓惑下，心甘情愿地买单，而且理解高雅艺术的敏锐性与情趣也必然逐渐地被弱化。文化产品的制造商复制制造大量抹掉了原本象征价值和内在象征关系的文化符号，把艺术变成了一个广泛得多的物品组合的文化商品，艺术的本质或意义的优先权让位于物品的外在的、时尚的、变幻的形象了。
倾心于世俗感性欲望的宣泄,或寻求具有市场价值的视觉符号的强烈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艺术家追求人文价值的热情，软化了当代艺术应有的锋芒和精神力量。近年来，一些价格不断走高的艺术作品和策展人策划的展览，在放弃或消解宏大叙事精神和深度的人文思考的同时，极力彰显着物质主义时代漂浮的感性欲望，粉色、情欲、嬉皮士的宣泄在弥漫。流俗的市井图像，不仅疏离了为实现强国之梦而不断变革的现实，也遮蔽了现实的矛盾、困惑。一些以“艺术”的名义，所实施的艺术行为，不仅与社会的主流声音相悖，也有违公众普遍尊崇的伦理道德底线，使艺术应有的尊严遭受极大的损伤。
一百年来，中国现代美术家艰难而又坚强地寻找着中国艺术的再生之路，努力地构建着中国的现代美术形态。中国现代美术之路既是在人类社会的大转型的背景中展开的，更是在救亡图存、文化启蒙、社会文化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历史境况中开拓的。百年来我们民族曲折坎坷而不懈抗争、奋进、变革的历史的涛声无不在中国现代美术的河谷中回荡。中国现代美术的变革与发展既从属于整个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潮流，也折射出中国美术家吸纳异质美术文化热情与本土美术转化生机的强烈渴求。于是在吁求着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同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传统价值再认识的努力和确认本土文化身份的热情。无论是中西之争还是古今之争，其旨意在于借用“他山之石”构筑中国现代的美术形态。正因为如此，百年来的中国现代美术的主流面貌呈现出既与传统艺术面貌迥然有别也与西方的现代艺术完全不同的特征。那些铭刻在观众心目中，已成为永恒精神图像的作品，无不是体现着时代变革精神，折射出一个时代并充满人道关怀的艺术创作。
卡西尔在《人文学科的逻辑》中认为，任何文化客体的构成都有三要素，即物理因素、历史因素（社会的、群体的）、心理因素。就艺术作品的属性来说总是难以消解掉历史性、区域性和事件性的。我们应该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身份问题，确立中国艺术的文化价值。
“五四”以来，中国艺术在新写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话语模式下一路高歌猛进，经新时期初期审美浪漫主义的复兴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交替冲击，经典现实主义艺术的历史遗产几近全然消散。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心理困惑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压下，中国艺术能否有力反映现代中国人独特的生存图景？如何将中国人引领至更有尊严的生存状态？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应该思考的问题，也只有能将中国人引领至更有尊严的生存状态的艺术，才能获得艺术应有的尊严。
如果我们抹掉艺术的文化特性和人文价值，全盘吸取西方艺术的话语模式，或沉溺于世俗感性欲望的宣泄，中国的当代艺术将会更深地跌入文化身份缺失的深渊，它的
意义与价值将变得晦暗不明。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美术界必然存在主导性创作、探索性艺术和适合大众审美需求的美术创作共存的局面。三种艺术形态的共存与互动，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在这三方面，后者的空间和覆盖面是最大的，美术家们没有理由忽视或放弃为大众服务的责任，大众的文化艺术消费的自由与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与关注。不过，服务并不是顺应与附和，而是应该在研究当代文化背景下大众审美心理和趣味的新变化、新特点的前提下，关注大众的生存境遇，回应大众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审视在变革时代出现的具有新质的精神要素，并在艺术创作的语汇、图式和技法以及材料等方面有所变革有所创新，才能真正满足大众的文化和审美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方面并不是相悖和冲突的，而应形成互融互动的新关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是一个更具有广泛性、全民性的社会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时期。在新世纪的特定文化背景下，关注改革、变化、发展中的中国现实，了解大众、贴近大众、引导大众，仍然是有志于继承和构建先进文化的中国美术家应当担负的责任。（作者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