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批评家认为，具体的疾病可以影响一个作家的写作，例如结核病之于卡夫卡的阴郁，肺炎之于普鲁斯特的耐心，哮喘之于鲁迅的激愤。这当然是极为有趣的说法，但毕竟只是“说法”，不具有说服力。原因就在这句子之中，从病理学角度说，普鲁斯特和鲁迅其实得的都是哮喘，但它给普鲁斯特带来了“耐心”，给鲁迅带来的
当然，如果这里所指的“影响”是在个性和生活方式上，那毋庸置疑，普鲁斯特自35岁起，疾病进一步恶化，为了防止植物气味对气管的刺激，从早到晚都要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他就这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五年，并且创作出了《追忆似水年华》。鲁迅晚年也深为胸膜炎、哮喘和肺病困扰，还患有胃病，所以有学者指出他后期只能写一些短文章，稍一写长，文气便不如以前那么畅通了。
如果这就是疾病对于作家的“影响”，那么我们不禁又要问为什么同样的病，能够让普鲁斯特创造出那样冗长繁复的文体，却使鲁迅“文气不畅”？更重要的是，疾病在个性和生活方式上的影响，不独对作家使然，普天之下的患者概莫能外，对于这样一个常识，难道硬是把它跟作家的创作勾连起来，就会更有意义？
那么，对于与此相对的另一种疾病，即心理疾病，是不是又有所不同呢？这倒是需要我们考察一番。弗洛伊德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癫痫”病人在沉浸于创作时，各种神经症症状都消失了。他由此认定：艺术家的创作是神经症的转机，艺术家的创作对其神经症有补偿与替代作用，所以，神经症是艺术创作的心理基础。
翻开艺术史，我们会发现癫痫这位征服者真是“战果累累”，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梵高等人以外，彼特拉克、莫里哀、福楼拜、亨德尔等人都与其同病相怜，至于像萨德、波德莱尔、帕格尼尼这样患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那就更是难以计数了。较近的一个“癫痫艺术家”则是Post-Punk的开创乐队Joy Di-vision的主唱Ian Curtis，这位于1980年过世的早夭天才总是穿着雨衣在台上演唱，表演时经常伴着癫痫病的发作跳出一种奇怪的舞步，这种舞后来竟成为一时潮流。
其实，对于癫痫与艺术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不独自弗洛伊德开始，在此之前，他的前辈尼采就说过这样的话：“……不妨以一个精神病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公正的考虑一下，――历代最渴望行动的四个人都是癫痫病患者（即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拿破仑）；拜伦同样也备尝此种痛苦。”
而对于艺术与癫狂的联系，早就有柏拉图的“迷狂说”，亚里士多德“躁狂症发作说”作为理论发源，其后又有康德的“天才说”，以及随之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遥相呼应，在现代，更是有福柯这样的哲学家专门考察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我认为这中间的过渡者叔本华的说法最为简捷精辟，他说，物质世界存在于因果律之中，而艺术天才在创作中则摆脱了因果律（根据律），因此在常人看来他们疯癫，不具理性，而实际上他们超越了物质世界。
然而，这却不是通过实证方法可以证明的，事实上，它与开头提出的那位评论家的思路没有太大差异，都是在为两个事件强加一种因果关联。只是因艺术创作本身是一种精神生产，故可以在其与精神疾病之间找到交点，并在这一点上深入挖掘。作为一种“说法”，它的确对于艺术创作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弗洛伊德等人却企图以“科学”的姿态论证精神病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必然因果关联，将“说法”改造为“真理”，并且运用了将精神病症的外延扩大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策略来得以实现。这样做的结果是既没有树立其学说的科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戕害了艺术创作论（艺术创作中固然需要灵光一现，更需要对于艺术技法的刻苦钻研），难怪精神分析学在荣格等人以后就风光不在，且被频频改装，至于那些设法从艺术家的大脑中发现“天才按钮”的“科学家”则恐怕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