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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大赋•都邑赋•“百城赋”

2008-01-1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杜晓勤 我有话说

在中国古典文学殿堂中,赋是一颗可以与诗媲美的艺术奇珍。古人往往诗赋并称,这不仅是因为《诗经》、《楚辞》等诗歌作品对赋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因为赋自有其别于诗的独特艺术魅力。《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这就将赋与当时配乐歌唱的诗划清了疆界。晋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

而浏亮”,清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则揭示了以汉大赋为代表的赋体文学多铺陈名物、排比辞藻的鲜明特色。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历代作家的创作实践,赋在表现题材和文体形式上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中,将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十五类,可见到当时赋体文学作品的描写内容和表现题材已经相当广泛多样,几乎无所不包。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则将赋的体制分为古赋、俳赋、文赋、律赋四类,也充分说明了赋在不同时期体制上的变化和特色。

近来在光明日报中连续刊登的“百城赋”,就题材而论,属于自汉京都赋发展而来的都邑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左思《三都赋》等京都赋,都是以表现京城的壮丽为主,极力夸耀帝国的声威,歌颂君主的功德,即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云:“体国经野,义尚光大。”都邑赋发展到后来,也开始描写京城之外的郊县和其他城市了,如宋杨侃就作有《皇畿赋》,主要描写汴京各郊县的风土文物,洋洋成篇。元赵孟?的《吴兴赋》、明黄佐的《粤会赋》也都不是写都城的。清陈元龙在《历代赋汇》中将这类赋作统称之为“都邑赋”。而今人新作“百城赋”中,既有歌颂祖国首都的《北京赋》,也有赞美各大省会城市的《杭州赋》、《沈阳赋》,还有称赏一些饶有特色、发展迅猛的中小城市的《大连赋》、《南通赋》。这些作品无不继承了古代都邑赋的创作传统,大多先言此城地理之优、山川之要、得名之由、历史之久,次数此城前代先贤、当世英才,或写此城风景之美、胜迹之众,再记此城传统产业及当今社会、经济、文化之新发展,作者咏歌中憧憬、自豪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于培养市民爱国、爱乡之情,功莫大焉。

从体制上说,“百城赋”中的作品体式大多类似古赋中的散体大赋。散体大赋是汉赋之一种,代表作品主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这些作品大多篇幅较长、规模宏大,句式上骈散相间,体制上多采用主客问答的对话体。其中首尾用散文,中间部分用韵文,韵文常以四、六言为主,亦杂以三、五、七言甚至更长的句子。节与节之间多用“于是乎”、“若夫”、“况乎”、“岂必”等连接词。

就已经发表的“百城赋”作品而论,采用主客问答体形式谋篇的作品主要有《酒泉赋》、《兵团赋》、《澳门赋》等。这些作品的结构也类似主客问答体汉大赋,都在开头通过两个虚拟人物的简单对话,介绍赋中人物问对的缘由,以便引起下文。赋的主要部分即由虚拟的“主”或“客”的高谈阔论构成,极力向对方夸赞此城之美。新刊“百城赋”中的《澳门赋》主体部分,即类似汉大赋中班固的《两都赋》,也是一人一气呵成,由“而已君”向“罗山”陈说其“澳门虽小而大”之由。而《兵团赋》和《酒泉赋》则采用了枚乘《七发》一问一答体联缀成篇。另外,汉代主客问答体大赋的结尾都是一个模式,必以一方向另一方心悦诚服而告终,往往在结尾时加上一段韵文。新刊《酒泉赋》、《兵团赋》、《澳门赋》也分别是以“玉门关内客”、“胡杨”、“罗山”等“客”首肯主方之论终篇,而且《酒泉赋》结尾“乱曰”后亦附有一首五言诗。

汉大赋中也有一些作品如王文考的《鲁灵光殿赋》、扬雄的《甘泉赋》等,并未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来谋篇布局。这些作品的开头往往有小序,交代作赋的缘由,结尾则喜欢采用“楚辞”的“乱曰”或“辞曰”,以韵文来颂赞所赋咏之宫殿或都城。“百城赋”中的大部分作品也未采取主客问答体,而是直接铺陈叙写。虽开头有小序如《香港赋》者不多,然结尾用韵文绾结者却不少,如《岳阳赋》之“乱曰”、《烟台赋》之“祝曰”、《洛阳赋》之“歌曰”,而且《深圳赋》、《嘉兴赋》、《大连赋》等作品结尾用的韵语也刻意用了带“兮”的“楚辞体”。

汉大赋最为人所关注的艺术手法是铺张扬厉、踵事增华。这首先表现在铺陈叙写事物时,面面俱到,穷形尽相。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写楚国云梦泽时就从上下左右、东南西北等各个角度作淋漓尽致的描绘,新刊“百城赋”中也有不少作品袭用了这种写法,如《池州赋》就分别从“城之东南”、“城之西南”、“城之西北”分别赋咏池州风土人物之盛,而《岳阳赋》、《广州赋》、《南通赋》、《嘉兴赋》则从社会、经济、文化、地理等各个层面,一一列举,亦与司马相如所云“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的写作手法相似。其次,汉赋在描写事物时,喜欢大量使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来铺陈渲染,层层递进、推波助澜,形成波澜壮阔的场面和雄浑凌厉的气势。新刊“百城赋”中有些作品也具有这样的艺术特色,如《北京赋》歌颂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之新气象时,就用了一连串的排比句:“石景山高炉钢花璀璨,十三陵水库绿波凝玉,历史博物馆挺立正阳门旁侧,英雄纪念碑矗峙天安门前壁。红旗牌轿车驰过观礼台,喷气式战机翱翔上蓝天,两弹一星冉冉升空,九重奏响东方红。”颇有气势。《洛阳赋》写城中宜于旅游休闲之状时,也是迭用对偶,着意渲染:“高楼林立,民居悠闲。绿茵铺地,四水横贯;岸柳抚风,歌发舟船。鲤吹洛浪,戏银发之垂钓;波摇鸥影,穿水映之蓝天。河连水道,环清流以过巷;花开街圃,溢馨香于游园。诗吟情侣,月窃听而怀笑;韵惹嫦娥,心萌动欲下凡。夜赏喷泉,灯光音乐传逸趣;日听豫剧,水袖青衣舞翩跹。品尝美味,乐啖九都老水席;研讨诗文,漫读文坛新《牡丹》。”既有韵律,又有气势。

俳赋,又称骈赋,是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发展。其主要特征是追求字句整炼、音律和谐,有的还讲究平仄合律,如鲍照的《芜城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新刊“百城赋”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也都力求句式整炼、俳偶,其中《北京赋》、《洛阳赋》等作品辞藻绣错绮交、音韵抑扬顿挫,有金声玉润之美。《呼和浩特赋》则不仅注重句式之对仗,而且讲究句末之用韵:篇中既有一段一韵,亦有段中换韵;多押平声韵,也有仄声韵,轻重清浊中饶有错综之妙。

研波讨源,纵览古今,我以为:悠悠赋史,汉大赋最盛;煌煌汉赋,都邑赋尤佳。今之“百城赋”,用千古常新之美文体,赋咏神州百城之新气象,正可谓:文质并取,风骚两挟。赋体再兴,当其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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