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医文化需要“上工”》（见《光明日报》2008年元月17日）使我们对中华中医文化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同时，我们也深切感觉到，不光中医需要“上工”，经济分析领域也需要“上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对各国政府决策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也不得不承认，某些经济分析人士在引
这种做法跟现在个别医院里的个别医生看病的方法大同小异。病人来了，医生先让病人去做各种化验，然后根据化验的结果给出一个病名，并根据病名给病人开药。我们不知道这种只按病名开药、忽视病人差异的治疗效果能有几何！正如个别医生似乎离开了化验结果不会看病一样，个别经济分析人士离开了统计局的数据，离开了经济学中的某些技术分析方法，好像就很难对中国经济问题作出分析和诊断。这种做法虽然只是经济分析领域的个别现象，但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防微杜渐，毕竟不是坏事。
研究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是国内经济理论与实践领域难得的机遇。但是，任何成熟的经济分析理论、方法和工具都必须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国外是这么做的”不构成中国也得这么做的理由。正如中医“上工”首先必须是精于望、闻、问、切的大家。在经济分析领域，要成其为“上工”，真正发挥经济学经世济用之作用，不仅要熟悉经济学中的各种理论、方法和工具，而且必须下苦功夫了解和熟悉中国经济的实际。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产生类似经济现象或结果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此为其一。其二，经济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面对复杂的问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方法。其三，经济分析领域的“上工”应该治中国经济的“未病”，在经济出现一些不健康的苗头时，就应分析形成这些苗头的原因，并积极向相关决策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其四，绝对不对自己不知道的问题或尚未研究明白的问题枉下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