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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师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

2008-02-2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公方彬 我有话说

雄姿英发的文明之师吴书满摄

在纪念建军80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以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闻名于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赖和赞誉。”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深入进行军队历史使命、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这既是对我军发展史的概括和肯定,同时也指明了这支人民军队的建设方向。因此,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文明之师的历史演进和现实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支脱胎于农民的军队,建军之初就能够确立起超越历史和阶级局限,具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严明政治纪律,得益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熏染,更得益于其创建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拥有先进的思想理论。

军事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重要一脉,其中尤以强军纪为特征。但真正使我军成长为战无不胜的威武文明之师,还是根源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先进的思想理论,并深入于建军治军。

党为这支军队确立正确的政治目标,同时为这一集团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找到契合点,并一以贯之,这有效保证了我军政治上的先进性,进而为文明之师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何为文明之师,或如何才能成为文明之师?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便是能否正确处理本集团与他集团,个体和群体的利益关系,当一个集团及其成员超越自我,甘于为更广大的利益群体服务,必定是文明的。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80年的成长史,清晰反映出这一点。1927年,我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的三湾村,起初,由于不了解这支队伍,群众都逃到山里。为赢得群众,毛泽东指示部队不住民房,不损坏群众的东西,并开展深入的群众宣传工作。由此,群众逐渐感知了这支军队与以往所有军队的不同。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开始理解到这支军队是一支“服务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一切的新型军队。这带有根本性。因为,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的军队,人民的利益才会高于一切,自己一切行为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才可能围绕人民展开,进而保证这支军队政治上的可靠和思想上的纯洁,保证这支军队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战,也就彻底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的重大命题,进而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党通过在军队中实行民主主义,保证这支人民军队能够从政治上思想上消除军阀残余,保证文明基因的丰厚积淀和强大内驱力的产生。现代文明的对立面是封建和腐朽,作为人民军队,尤其在初创时期,要保证成为文明之师,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消除存在于旧军队中的封建传统和军阀主义。比如,当时红军在大量接纳白军官兵后,军阀思想开始突出出来,包括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军官打骂体罚士兵等问题。为此,党在红军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这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军队中都是没有过的。实行这种制度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说:“同是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就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之所以产生推动文明之师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于:对于整个集团来说,只有实行民主主义,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才能打破,一种支撑文明行为的更高精神追求才会成为集团的共同价值取向。对于个体来说,只有实行民主主义,才能使独立人格、主体意识得以形成,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感才会产生,进而对自己和集团的荣誉与形象更加关注,并尽心维护,必要时甚至献出生命。简言之,只有实行民主主义,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与价值追求才会形成并确立起来,道德和文明的力量才会永不枯竭。

党通过制定并推行严格的群众纪律,保证了这支军队较历史上所有军队更先进、更文明。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是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源泉,历数古今中外的军队发展史,无不把建立和执行铁的纪律作为建军的重要原则,视作战斗力生成的重要途径。或者说,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强大与否,既要看其政治素养和精神状态,同时也要看其是否拥有铁的纪律。从我军来看,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亲自制定了后来发展为我军优良传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既是行为规范,更是政治和群众纪律。其之所以上升至优良传统的高度,在于制定什么样的纪律,并不仅仅表现为组织集团的行为规范,还反映着集团的政治理念,因为向谁执行纪律,纪律维护的是哪个集团的利益,纪律要达成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在不同军队那里有着不同的反映。由此而言,纪律是一支军队的生命,同时是其政治理念和道德诉求的重要表现形式和途径。当一支军队的全体成员都能够把纪律作为遵循的核心价值观,必能做到为维护纪律敢于和乐于付出巨大牺牲。我军的发展史清楚告诉人们,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已经成为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充分反映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同时规定了文明之师的行为规范。

我军文明之师之所以活力永存,青春永葆,得益于这支军队依据时代特征和担负的使命任务的变化,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与创造,得益于借助良好的载体和活动,向官兵和人民群众传达思想信息,强化思想意识。

如果从单一层面对文明之师的内涵和外延作出认识,比如从政治形象与文明行为上看问题,可以肯定,开展有力的军民间的活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历史上由军队倡议发起或积极参加的重大活动很多,战争年代有代表性的是“军政双拥”,和平时期是“军民共建”。

“军政双拥”即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延安时期,我党我军为了克服军阀主义作风,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于1940年1月,在延安开展了“双拥”活动。从此以后,“双拥”从延安发展到各个解放区,并稳定下来,成为一个传统,一种制度。毛泽东曾经说过,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另一条是军民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双拥”工作进一步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可以说,“双拥”活动自一开始,就具有无穷魅力,产生出巨大力量。

“军民共建”即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1981年,参加华北地区军事演习的部队,为了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拉近与演习地域群众的关系,制定了《爱民公约》、《驻训文明守则》,同时主动与驻地群众开展了共建精神文明活动。这一有效的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推动双方的“两个文明”建设的活动,得到部队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欢迎,取得的经验受到中央的重视。1983年4月,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军民共建现场会情况报告,同时要求各地党委、政府、驻军进行有领导、有步骤的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从此以后,这项活动在全国普遍推广。

我军展示文明之师形象,大力推进文明之师建设,除以上主题重大和参与广泛的活动外,还有一种持久不懈和深入人心的活动,并且已经成为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方法,这就是学习英雄模范活动。一定意义上,我军的战斗精神培育,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落实,是通过英雄模范人物的行为及其蕴含的精神中反映出来。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群、杨业功,人民群众耳熟能详,他们的英雄事迹和精神品质令人高山仰止,由此铸就一个民族和一个政治集团的精神大厦。他们以生动可感的形象告诉人们,我军的文明之师的特征和本质即在于此,广大官兵参与文明之师建设的内容、方式和价值取向也体现于此。

大国崛起于文明,大国军队在现代战争中不仅是硬打击的角力,同时是软实力的较量,以“使命、忠诚、纪律、牺牲”为核心价值观的我军,在新使命的指引下,文明之师的建设必将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跃升。

我军文明之师的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握,方向和突破口确立于哪里?对此,胡锦涛在纪念建军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已经作出深刻回答,这就是从优良传统中找支撑,从新使命中找方向,在军政军民团结共建中求实效。

首先,文明之师建设,是我军战斗力生成的新增长点,是增强“软实力”,有效履行新使命的突破口。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博弈方式,较以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于伴随中国和平发展而愈加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很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只有那些立身于人类文明制高点上的民族才敢言崛起。这个文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整个民族所持有的核心价值观。毋庸讳言,当今世界大国博弈正在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一个民族确立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对本民族的发展很重要,对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确立什么样的历史方位也很重要。作为中华民族崛起之基本构成部分的军队,必然要弄清时代发展的脉搏,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比如,我军履行新使命,其重要一环是“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要保证有效发挥作用,显然需要走出国门,包括维和、反恐、联合军演等。在我们不熟悉的环境里张扬文明之师的形象,与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内有所不同。在国内,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走出国门,面对的不再是父母兄弟,他国他民族的人们也不可能把我们当做“子弟兵”,尤其是我们面对的将是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下的政府和民众,要保证以文明之师形象示人,这是一个新课题。要解决好这一新课题,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确立的思想指导我们的行为。

其次,文明之师建设,是我军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意义上表达的是人民军队的价值取向。文明之师建设,突出表现于道德行为,但从本质上讲,却是一个政治范畴,因为道德行为中蕴含着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更没有自己的旗帜,历来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这是党和人民对我军的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只有坚持这样的根本原则,才能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保持人民军队政治本色不改变。强调文明之师建设属于政治的范畴,根本的在于作为政治集团的军队,履行的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任务。即使完全的军事行动,政治的内涵也无时不在。在战争进入“电视直播”时代,媒体介入广泛深入的情况下,军队独立表达军事意志的空间越来越小。其实,不仅仅战争,包括维和、反恐等军事行动,也已经不是军事系统封闭起来进行的事情。由此而言,在军事行动受人类共有的文明走向影响越来越直接的今天,军队只能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并为执政党的意志服务。脱离了这一点,不仅谈不上文明之师,甚至军队不具有存在价值。

第三,文明之师建设,是我军建军理念的规定性使然,是历史发展规律使然,必须奠基于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从历史经验中获得营养。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一性质宗旨,最深刻地规定着这支军队的政治理念和建设方向,它相比较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满足皇家或某小部分人需要的军队,无疑是文明的;相比较西方国家的军队,这支军队牺牲更彻底,边界更宽阔。比如遭遇生命威胁之时,是勇于面对,还是逃避,价值评判并不相同,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拥有紧急避险的权利,但军人没有,这一点世界军队有相似性,但在牺牲边界的划定上,我们这支军队显然比西方军队广泛得多,因为西方社会不会要求军人作法律和职责范围外的牺牲,而我军则要承担更多的牺牲和更大的社会责任,党中央就要求军队走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前面,人民群众认定的是“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解放军”。军人认同了这种牺牲,接受了这种牺牲,因而获得精神的升华,进而把文明之师建设推向极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牺牲又是历史的范畴,有着强大的历史功绩的印证和支撑。

第四,文明之师建设,是我军官兵参与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教育形式,必须坚持以广大官兵为主体。我军历史上在军队内部开展了许多文明之师建设活动,其中解放战争时期的“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值得一书,这次史称“三大运动”的自身建设活动,皆源起于部队基层官兵的创造,比如团结互助运动,原本叫“王克勤运动”,作为战士、班长的王克勤,以有效的方式把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作出时代解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初的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同样发端于广大官兵。也就是将由政治系统推行的文明之师建设化为广大官兵自觉的精神诉求。或者说,在建设过程中,把外部施加的影响变成每个官兵由内向外的自觉行动,让每个官兵感知这种建设的意义和价值,会产生更加良好的效果。这就是说,广大官兵真正感知和确立起文明之师建设的责任感,理解到不是别人让我们这样做,而是自己想这样做,该这样做。这时,文明之师的建设便步入了持续发展的轨道。

第五,我军文明之师建设,是一个内修思想,外塑形象的工程,必须通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来达成目标,增强效果。一个政治集团要保证自己产生良好形象,尤其是自身范围外的良好形象,一方面需要建军思想先进,另一方面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军被人民群众视为“子弟兵”、“最可爱的人”,这无疑是从这支军队80年历程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概念已经深印于人民群众的脑海里,甚至是下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执政党亦需要通过宣传自己来获得更多拥护者。我军除了练“内功”,不可忽视的还有加强社会宣传。如果把我们的着眼点放到中华民族崛起的大背景下,放到军队必然地承担与大国相一致的权利和义务的背景下,放到冷战思维尚未在所有人那里消除、西方世界对我军还远远谈不上了解的情况下,更需要持久不懈地传播和表现我军文明之师的理念和行为。(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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