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试验’脱贫模式值得全国借鉴”,“深化‘毕节试验’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借鉴”,“‘毕节试验’是多党合作的成功范例”……
3月的北京,出席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济济一堂,在共和国神圣的议事殿
位于贵州省西部、云贵高原结合部乌蒙山麓的毕节,为什么会被人们所瞩目?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重点的“毕节试验”,为什么会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推崇?
毕节试验:绝处求生的突围之路
“逾576万人口的毕节,直到1987年,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88.9元,60%人口为绝对贫困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1.29‰,农民人均纯收入200多元……”全国人大代表、毕节地区行署专员秦如培脱口而出的一组数字,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20多年前的毕节。
毕节,地处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山区,石漠化面积达981.1万亩,是当时贵州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人口压力极大,至1987年,每平方公里人口负载已达218人,远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生态环境十分恶劣,1987年全区森林覆盖率仅为8.53%,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生存压力迫使农民陡坡开荒,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生活贫困,常靠政府救济为生。人与自然严重对立,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并伴随人口的剧增愈演愈烈。为此,联合国有关组织把毕节确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
“在海雀村3个村民组察看了311户农家,家家断炊。苗族老大娘安美珍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一家4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4个人只有3只碗,已经断粮5天了……”这是1985年4月一份内参上的文字,记者眼中的海雀村是整个毕节广种薄收极贫状态的缩影。毕节人民的困苦生活,牵动了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各级党委、政府的心。
从1985年春到1987年下半年两年多时间里,贵州省党政班子一直在探寻脱贫致富的发展模式。在广泛调研及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贫困地区将更加落后。应该变全面推进为重点突破,走非传统模式的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1988年6月9日,国务院批复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毕节,开始了绝处求生的突围之路!
毕节模式:统筹协调的辩证思维
“毕节试验不是就事论事抓扶贫、抓生态、抓计划生育的微观试验,而是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经济社会相协调的‘大试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常近时说。他从1988年建立毕节试验区开始,就担任由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相关学者组成的专家顾问组常务副组长,整整20年亲历并见证了毕节的试验和发展。
常近时清楚地记得当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在毕节试验区工作会议上的要求――“要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毕节试验规划明确提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开发扶贫是以反贫困为重点,开发与扶贫并重,开发是为夯实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扶贫是让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转化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生态建设是以环境保护和治理为重点,以发展循环经济为重要举措,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口控制则以人口数量控制为突破口,以人口素质提高为宗旨,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与不断进步。
试验区三大主题以及相关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实质上是把发展看作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通过开发扶贫探索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整合,通过生态建设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人口控制促进人自身的全面进步,根本目的是在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把贫困地区的贫困、生态、人口问题统筹考虑,并制定完整的治理方案在大范围内实施,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中科院研究员、经济学家薛永应教授在评价试验区时,把这一超前的探索和实践称作“党的十六大以来多次强调的科学发展观的雏形”。
毕节探索:脱贫致富的成功实践
2007年,还是在海雀村。前去采访的记者这样描写:“满山遍野的华山松郁郁葱葱,一万多株漆树正在割漆卖钱。全村森林覆盖率由20年前的5%提高到67.3%,户均拥有林地52亩,村万亩林场测算价值3000多万元,人均39500元。”今天的海雀村成为毕节近20年科学发展实践的缩影。
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退耕还林还草种树“系带子”,坡地种牧草和绿肥“铺毯子”,山下建基本农田“收谷子”,发展多种经营“抓票子”――这是在毕节家喻户晓的“五子登科”。从毕节试验区成立之初,毕节人就努力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毕节生态建设模式渐渐发展成形――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资源的维护和培育有机结合,遏制水土流失,优化生态环境。1988年至今,森林覆盖面积从601.8万亩增加到1284.4万亩,覆盖率从8.5%增加到35%,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015平方公里。在生态得以恢复、改善的同时,毕节大力发展烟叶、经果林业和马铃薯产业,让群众在保护生态中增收。
控制人口、提升人口素质,把人口压力化作人力资源优势,对人多地少的毕节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试验区人口工作把实行计划生育与保护土地资源两项基本国策融合在一起,采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措施,把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长期不变的政策用制度确立下来,切断新增人口对土地承包使用权再分配的联系,使农民的生育愿望受到基本生产资料无法补充的遏制。同时,对独生子女上学、就医等实行优先、优惠政策,激发农民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热情,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的依靠处罚抓计划生育到今天的利益导向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服务”抓计划生育,人口控制成效显著。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88年的21.29‰下降到8.45‰;同时,兴建改造了50余所希望小学、职业中学,培训各类人才近20万人。特别是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普遍展开,不仅让农村劳动力转移初步实现了“技能增值”,而且为广大农民科学种植、养殖,实现增收致富提供了有效帮助。
开发扶贫,毕节把突破口选择在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上。毕节从煤炭开发起步,全区至今有地县国有和乡镇煤矿524处,总设计生产能力为1956万吨/年,农用煤矿(地县批准)450处,设计生产能力达500万吨/年,形成了地区财政的支柱产业。为了实现资源高效开发,保护自然环境,毕节人没有简单寻求传统的输煤模式,而是积极吸引外来资本建设发电厂,变销售原材料为销售加工成品。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等热情推介下,国内大型能源开发企业纷纷进入毕节,开发煤、电项目。现在,毕节火电、水电项目承担了黔电送粤800万千瓦电能的80%。毕节的煤炭资源和水资源,正通过环保途径转变为经济优势。
毕节未来:科学发展的广阔天地
一份最新的统计数字真实反映了毕节试验的丰硕成果:近20年里,毕节地区经济总量增长近14倍,财政收入增长近1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近11倍,森林覆盖率提高20个百分点,人口出生率则下降了近13个千分点,贫困人口数量从312.2万人减少到52.9万人……现在的毕节粮食生产已由过去的长期短缺变为供求基本平衡;经济总量跃居全省第三位,成为贵州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毕节试验区从一开始就不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结合起来。”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像毕节这样人口过多、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经济发展尤其要与生态平衡、国民素质、文化教育等相协调。他认为“毕节应该进一步成为国家推动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场”。
毕节试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有许多: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综合处理经济、生态和人口关系;坚持突出重点,集中力量解决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坚持把国家政策支持与自力更生、扩大开放相结合;坚持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各方各界特别是民主党派专家、学者的优势……“最重要的一条因素还是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常近时体会深刻。
2007年10月,投资7.7亿元的煤电化一体化项目煤化工一期工程,在毕节市开工建设。这一项目对于毕节有着超出项目本身的深刻意义――因为项目生产过程具有节能、环保、原料再利用功能,完全符合循环经济理念和国家产业政策。在两会召开前,秦如培又和同事一起,来到中国海油总公司,目的是追踪煤电磷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情况,这是循环经济概念的又一“巨型”工程。
“纵向看,毕节试验成绩喜人,但横向看,毕节加快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对于毕节的明天,秦如培充满紧迫感。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生物资源、民族文化资源……要把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生态经济!”秦如培说。
“两江”上游的生态屏障、中国南方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新兴的旅游胜地――20年科学发展的实践,让毕节摆脱了生态脆弱、极度贫困的困境;明天,坚持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毕节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天地。
照片说明：贵州省毕节织金县的张继龙老人在贵阳火车站,准备与老伴一同游览京城。贵州省毕节地区组织该地区8个县市的600名农村老人从贵阳出发,乘上夕阳红旅游专列赴京城旅游。新华社发(黄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