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
郑师渠在《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刊于《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欧战后的欧洲，人们对社会文化危机的反省有两个取向：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一是反省现代性，集中表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批
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分歧
杜维运在《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之分歧》（刊于《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各自独立发展两千余年，不通声息；两者文化背景不同，地理环境殊异，其分歧极为明显。中国数千年设立的及时记事的史官，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原始史料，又及时修史、及时保存，使中国的历史著作丰富精详、地位稳定，“历史若文学”之论在中国很难出现。西方没有史官记事的制度，文字记录的阙如，使史学家不得不利用修辞学的方法以制造情节，于是，史学家同时扮演了小说家、剧作家的角色，虚构、想象习以为常，没有历史判断的观念，缺乏历史真实的意识，历史的发展归之简单的因素，历史作品流于史诗、小说的形式，后现代主义者因此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也就不难理解、不足为奇了。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
王先明在《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刊于《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持续不断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湖南绅士与清末留学教育
许顺富在《湖南绅士与清末留学教育》（刊于《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甲午战争打破了“湘军无往不胜”的神话，使一向自负的湖南人产生了求知于外洋，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渴望。湖南士人纷纷远渡重洋，留学国外，湖南因此成为清末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这些留学国外的下层绅士，经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系统洗礼，逐渐改变了自己传统的思想观念。他们有的投身于学界，以“磨血”的革命，培养离经叛道的新式人才；有的投身于军界和革命团体，以流血的革命，直接成为了封建皇权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