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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浩然

2008-03-2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孝存 我有话说

2008年2月20日早晨,听到76岁的浩然老师去世的消息。虽然早就知道他因患重症而久卧病床,但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几分悲戚涌在心头,怀念之情也愈显沉重。

1964年末至1965年初,正值高三学期准备高考,但也是我开始做“作家梦”的高潮期。那时我在下午时分常到火神庙路口的崇文区图书馆去,匆匆做完练

习以后,就开始看书报杂志;也不时地将自己写的所谓的“小说”投到一些刊物上去,当然大多是石沉大海,或者是退稿中附有一封铅印的退稿信。偶有杂志的编辑回了写有几句鼓励话的信,并用铅笔在文稿上做了一些修改,便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是常去,所以和图书管理员混了个半熟脸。1965年初的一天,他主动借给我一本书,说是过几天开个座谈会,最好能写出读书心得。原来是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作者浩然。对这位作家,多少有点印象,听说他是位农民作家,在《北京日报》上读过他连续写的生活速写。我匆匆读完《艳阳天》,在稿纸上写了好几页字,现在已经记不得写什么了,但肯定是很幼稚的。

座谈会是在崇文区图书馆阅览室召开的,大约20人。浩然来了,个子不高,瘦瘦的,身穿蓝制服,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浓重的双眉。大家轮流发言,浩然在笔记本上不时地记一些什么。轮到我了,我拿起稿子来念,一口气就读完了。散会以后,图书管理员说我念得太快,浩然没听清楚,要我把稿子留下来。

过了几天,我给浩然写了封信,大意是我想搞文学创作,不想继续上学,而且准备在高中毕业以后到农村去。那时我认为,凡是写小说的,都必须到农村去。又过了些天,我在学校传达室接到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本市崇文区第二十六中学校刘孝存同学”,落款是“北京西长安街7号文联浩然”。我心里忽地一下,找个没人的地方迅速拆开――作家浩然竟然给我这个中学生回了信,当时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

这封信我一直珍藏到“文革”结束,但后来几次搬家,信不见了,目前只留下一个空信封。我记得,信中写道:要实现自己的意愿,必须不断学习、努力,要精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浏览当代作品。印象最深的就是后边这句,一个“精读”,一个“浏览”。信封上邮戳的发信日期是1965年2月19日,信封背面的投递邮戳是1965年2月20日。

再次面对面见到浩然的时候,已是十多年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我还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一次文学讲座上,听过浩然关于文学创作的讲话。那时“文革”还没结束,他具体讲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台下满满的,好几百人。

1979年3月的一天,我到光明胡同拜访刘绍棠。当时他家已经坐着两位客人。经介绍,一位是文学评论家蓝翎,一位是丛药汀。蓝翎个子不高,白净脸略显瘦削,头上已染白发,他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现已解脱,当时正从河南大学调往《人民日报》。丛药汀是绍棠的“伯乐”,绍棠在原河北潞河中学上学时,丛药汀任该校团委书记,热心关心绍棠的成长,是绍棠的入党介绍人。这时他已是头染白发,眼角布满鱼尾纹。我和他握手时,感到他的手很有力量,从而感觉到他内心的热情和与人为善的品格。

正在这时,浩然来了。绍棠又是一番介绍。我说起了当年在崇文区图书馆开《艳阳天》座谈会的事情和写信的事情,浩然想了想,说:“哦,对对,想起来了。”不知道蓝翎以前和浩然见过面否,但他不客气地说起了对浩然小说的看法。他说《艳阳天》好,把看家的本领全拿出来了。但《金光大道》没金光,写一部就算了;《西沙儿女》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像小说,人物是京郊的农民。浩然听了脸有些发红,但也只是听着,没有说什么反驳或者辩解的话。接着蓝翎谈到了20年的经历及在农场劳动的情形,作为文学评论家,他还保持着当年的锋芒。

聊天之中,浩然说,在外人眼里,好像我一帆风顺,其实不然。在《河北日报》的时候,就因写小说而挨批。绍棠说:“浩然是个好人。如果换个人,处在他的地位,会比他做得好?我看未必。浩然没往上爬,不当官,没打小报告,没写效忠信。”浩然很感动地说:“绍棠,我很感激你。我倒霉的时候,你带着老母鸡和老林(林斤澜)一道去看我;你倒霉的时候,我却没想着你。”绍棠说:“浩然,我们俩都是党的孩子,只不过呢,你是听话的孩子,我是调皮的孩子,结果是咱们俩都挨了打。娘打孩子,孩子也就不去计较了。”

以上这些话,大概就是后来社会上传言的“娘打孩子论”的原形。有人理解,有人不以为然。但我当时听来的感觉,刘绍棠说这些话时是非常真诚的,决不是有意说给谁听的;而且那是1979年初,“文革”刚结束两年,绍棠的“划右”问题也刚解决不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丑小鸭》青年文学月刊在青岛开笔会,浩然与会。吃饭时,厨师长手托菜盘带着其他厨师

一溜出现在桌旁。厨师长说,他特意做了一道拿手的菜,是敬送给浩然老师的。在当时的中国作家中,能够让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作家,恐怕为数不多。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文

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浩然的《艳阳天》在读者中(有许多人是从同名电影中知道的)影响极大,是当时标志性的文学作品。浩然的作品及其走过的路,是与我国当代文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1998年,在通县召开的“乡土文学讨论会”上,再一次和浩然见面。这时候,他已经显得比从前苍老了许多。那一次我与浩然第一次合影,也是最后一次合影。那时他已搬到河北三河去住,致力于扶植农民作者。再后几年,在北京地方志的会议上几次见到浩然的女儿梁春水,也能从她那里得到一些浩然老师的消息,并请她捎去问候。

我始终记着刘绍棠的那句话:“浩然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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