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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基因

2008-03-2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通讯员 张鹏 本报记者 曹继军 我有话说

2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暨表彰大会上,全国10名“三八”红旗手标兵中,一名文职少将格外引人注目。她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王红阳教授。

王红阳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何梁何利

奖等多项奖励,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金星”,是上海市“科技精英”,还是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997年她在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创立了国内首个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在国际上率先发现了新的肝癌诊断标志物,在肿瘤信号转导、分子分型与靶向治疗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我有责任为早日解决肝癌的难题做些事情!”

王红阳1973年进入第二军医大学,四年后以全优的成绩毕业,留校到长征医院消化内科,成为一名医生。

1989年,王红阳留学德国。博士毕业后,她进入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研究所,在著名国际肿瘤研究大师和信号转导研究的先驱乌尔里希教授指导下,开始生物信号转导研究。

所谓生物信号,就是基因的表达与基因间相互作用的介质,如同人与人交往时的语言。及时捕捉并理解破译这种信号,对人类认识各种疾病的发病规律十分重要。

在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所,王红阳担任研究人员和课题组长达8年之久。科研中她认识到,尽管肿瘤治疗手段不断增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肿瘤死亡率高的状况,因为人们对肿瘤基因和分子水平的发病机理还不清楚,极大制约了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

王红阳决定从基因入手,弄清肿瘤的基因和分子水平的发病机理。从此,实验室成了她吃、住、学习和工作的“多功能厅”。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她先后克隆了受体型和非受体型酪氨酸磷酸酶等多个新的基因,参与提出了抑制性受体广泛存在的新概念,揭示了信号调节蛋白介导生长激素信号途径的重要意义。

1997年,王红阳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和邀请,带着导师赠送的整整一集装箱的科研仪器和30万马克科研基金回到上海,来到吴孟超院士创建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创办了中德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

王红阳说:“中国是肝癌大国,而肝癌又被称为癌中之王,我有责任为早日解决肝癌的难题做些事情。”

中心创建之初,条件十分简陋,仅有的一张办公桌要三个人用,缺少实验用的玻璃器皿,她就和大家回收并清洗病房用过的瓶瓶罐罐。受设备所限,一些实验必须到德国去做,为此,她做了两年的“空中飞人”,几乎每月都往返于中德两国。由于过度劳累,她患上了一种慢性炎症,直到现在,还经常发作。

从1997年回国至今的10年间,王红阳所有的节假日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创业的最初三年,她甚至很少在晚上10点以前回家。

在发现肝癌诊断标志物制备特异的单克隆抗体过程中,由于当时的技术还不成熟,极易形成难以溶解的包涵体,王红阳和她的课题组一次次失败。但她以特有的坚强,一次次向困难发起冲击。

天道酬勤。王红阳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并得到吴孟超院士的大力支持。2001年,医院专门为她组建了临床综合治疗病区,使生物信号转导研究进入了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相结合的良性循环,她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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