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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工作全是自觉的”
王夔院士神定气闲、沉稳平和，是位敦厚、慈祥的长者。当谈及缘何涉足名词工作时，他沉思片刻后娓娓道来：“名词工作是化学界乃至科学界共同的基础性问题。当时我和名词委的王宝?同志联系比较多，常常一起讨论定名问题，所以自然而然就进到这个领域来。那时候工作全是自觉的，没有发表研究论文的压力，我们挺投入。当时没有计算机，收集整理名词比较困难，我们就手写制作卡片。好在那时名词比较少，不像现在名词爆炸性地增长。”
王夔院士从事名词工作还另有原因。“我们对以前审定的个别名词有些看法，其实每一个关于名词的不同意见背后都是科学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我们也愿意把精力花在这个上面，力求把问题解决得圆满一些。再有就是海峡两岸名词的对照交流问题。我们了解到台湾的化学名词后深有感触，那还是国立编译馆（1932年在大陆成立）编订的名词，其中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有不合适之处。于是我们就把台湾的老师找来进行对照和交流，后来就有了更加重要的两岸统一元素命名的问题。”
“在无机化学名词讨论中，张青莲、梁树权、戴安邦、申泮文几位老前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积极参与而且特别负责，有时为一个名词争论好几年。如果意见始终不能一致，我们就要走‘中间路线’，设法找一个两头都能接受但又符合科学内涵的名词。”谈到老一辈无机化学名词工作者，王夔院士很是敬佩。
“科技交流要畅通，名词规范是关键”
王夔院士认为，名词规范工作很重要，因为科技交流要畅通，名词规范是关键。
分析当前名词提法、用法混乱的原因，王夔院士认为至少有两种情况：“其一，在化学学科里，多数名词都是外国人先命名，要把它变成中文名词，就得翻译，而翻译时大家比较随意，结果就造成不统一；其二，对于同一个新事物和新现象，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人可能在用不同的名字，对此，内行人也许知道，对外行来说就乱套了。”
王夔院士强调，审定名词要结合中文语言环境。“如果我们审定出的名词不符合汉语语言习惯，就很难流通开来。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定SI单位的文字叙述问题。比如，我要说氢氧化钠的浓度，就必须说‘氢氧化钠的物质的量浓度’――如果译成英文，岂不成了笑话？我们经常举这种例子来说明制定名词不能不顾语言习惯。把词组搞好也很重要。现在常说的‘后什么什么的’（如后现代主义），英文把‘后’搁在前头，那么到底是‘基因组后时代’，还是‘后基因组时代’？”
“我总是在和名词打交道”
“有机试剂――金属离子水解沉淀的掩蔽――细胞生物无机化学，这三个名词能否勾勒出您的科研创新工作轨迹呢？”面对记者的提问，王院士笑答：“应该说第二个名词不必要，在20世纪70年代前，我研究的是配位化学在分析化学和生命科学里的应用，所做的有机试剂和分析掩蔽研究都是配位化学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前苏联在这方面发展很快，我们是按照人家的精神做的，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要说创新，顶多新化合物掩蔽在思想上有点新，但是掩蔽这个词是旧的。”
“细胞生物无机化学是研究金属离子与细胞相互作用中的化学事件与生物效应的关系。生物体内有许多无机物（比如钙离子、磷酸根）在生物体里有一定的生物功能，我们称其为必需的离子；那些外来的、不必需的东西（比如汞、铅）会对细胞造成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它们之所以会表现出正、负影响，我认为其中有一个所谓的相似性和相异性的问题。通过这种分析，可否总结出一套东西用以反映这些必需与不必需、相同与不同，以及它们如何表现出有毒或有益？这就不得不提到统计学名词――聚类分析。你看，我总是在和名词打交道。”王夔院士幽默地说。
翻开《院士思维》一书，看到王夔院士写下的一段话：“在热点和冷点之间、主流与非主流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我知道这是众人所不为的，等于在广漠中踽踽独行。同行少，可借鉴的经验少，论文被引用少，被理解的少，或许终生无人喝彩。但是，相当多的创新工作，都是在甘于寂寞的心态下进行的。”笔者顿悟：虽然这段话指的是专业研究的创新工作，但名词规范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冷点、独行、无人喝彩……正是对科研和名词这种割不断的情结，才使许多像王夔院士这样的科学家几十年如一日地执著于科研，热心于科技名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