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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杂议

2008-04-10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2008年第5期《文化盛世的启示》

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的原因是什么呢?曾枣庄教授概括了几点,简言之即是承传开拓、规模兴学、广开言路、交流邻国、三教并重和崇文成风。宋代毕竟处在封建社会,当时的文化固然灿烂,固然辉煌,但毕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数繁荣文

化,还看今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从“双百”、“二为”方针的提出,到“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口号的叫响,再到十七大报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宏伟目标的制定,无不昭示着我国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当前,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群众,人人都参与文化建设,人人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舞台上的演员。和谐的文化环境,加上全体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必定能使我国的文化建设取得更加非凡的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河南省濮阳县民政局 梁星毯

《文化盛世的启示》一文,让笔者增长了许多文史知识和宗教知识,大受教益。但细读之后,也发现几处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第一部分谈到宋代的史学特别发达。“欧阳修撰有两部正史,即《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这里的“《新唐书》”作者还应补加“宋祁”才准确,两位史学大师的合著之功不可只让一人独享。

二、“乾德四年”不可写成“干德四年”。文章第七部分:“但有一件事刺激他(宋太祖)重视文士。干德改元,他曾告喻宰臣,年号需择前代所未有的。后平蜀,蜀宫人入宫,其镜竟有‘干德四年铸’字样。太祖出示宰臣,皆不能对,而学士窦仪说:‘蜀主曾有此号,鉴必蜀中所得。’太祖感慨道:‘作宰相须是读书人。’从此大重儒臣,并劝臣子读书。”这段话“干德改元”与“干德四年铸”中的“干德”应是“乾德”之误。干与乾的关系可参见《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1040页)。“作宰相须是读书人”应为“宰相必用读书人”(参见《幼学故事琼林・文臣》),“必用”两字方见皇帝之言的份量。

三、第五部分:“淳佑六年(公元995年)”是个“乱点鸳鸯谱”的错误。公元995年是宋太宗至道元年,也可说是淳化六年(两者相叠),但决不是淳佑(?)六年。“淳?”是宋理宗的年号(1241―1252)。此外,“淳佑六年”与后段“元丰末和元佑初”中的“佑”均应作“?”。古代取“?”义的年号有很多。

新疆库尔勒市巴州党委党史办 叶才林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其文化成就举世瞩目,理学、宋词、话本、史学及闻名世界的三大发明,犹如璀璨明珠,熠熠生辉,在中国古代乃至全世界都享有盛誉。

宋代教育的兴盛既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达的表现,也可看作是其经济文化发达的原因。发达的宋代教育,大大拓宽了宋代社会的受教育面,不断发展的宋朝教育培养出了大批优秀人才,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这对于科技、思想等各个领域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为话本等通俗文学的流行发展创造了环境。因此,在宋代既有思辨性极强的理学的高度发展,又有话本等通俗文化的流行。既有布衣毕?发明活字印刷术,又有沈括在科学技术上的多项创造。既有苏轼这样的豪放派词人,又有李清照这样婉约的旷世才女。宋代的教育,普及层面涉及士、农、工、商各个层面。宋代的教育发达表现在文学、艺术、科技等各个领域。宋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教育的伟大作用,启迪智慧,完善品德,造就人才;移风易俗,兴利除弊,治国安邦。

不可否认,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我们回顾辉煌灿烂的宋代文化,并非是在拿着古人的成就沾沾自喜。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这种对历史的回顾与思考,能为我们今天的教育以及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我想这也是曾枣庄先生这篇演讲的初衷之所在。

解放军驻辽宁丹东某部 高海廷、李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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