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的求真是以历史记载与历史认识过程的客观性方法为基础的，在选取史料时又注意实地考察和金石实物佐证的方法，在历史叙述中则强调叙述的准确性，在考据史学方法上更是体现了鲜明的科学精神。
一、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方法。客观性方法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方法，它包括历史记载和
二、史料选取的实地考察与金石佐证的方法。史料的选择和判断是获取历史认识真实性的必要手段。在史料选取的求真方法上，历代史学家除了考订文字记载的史料外，还特别重视实地考察的方法与金石佐证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具备了科学的精神。实地考察的方法始于司马迁。司马迁撰述《史记》“采经摭传”，“涉猎者广博”（《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他不仅广泛地收集原始材料，参阅了大量的宫廷档案，而且注重实地考察，详细勘辨真伪。《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秦始皇出行封禅时的刻石，共记载了始皇五次刻石，石刻的内容都是原文征引。实地考察成为获取第一手史料的方法。带有考古性质的金石佐证的方法在宋代史学家郑樵看来极为重要。郑樵认为金石等实物经久不变，是考订文献的最好佐证。郑樵利用金石等实物经久不变的特点来考订史实，不仅扩展了历史认识可资利用的史料途径，也为获得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增进了可能，这是比较典型的中国传统史学求真的科学方法之一。
三、史实叙述的准确性方法。由文字组成的句子、段落如何表现历史事实，在后现代主义哲学那里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海登・怀特在《后现代历史叙述学》中提出了历史叙事的科学性问题，他说：“叙事是一种语言再现模式”，“在任何想要赢得科学地位的研究领域中叙事的应用都必定是令人怀疑的”，“我们时代的历史理论家何以对卑微的叙事主题予以如此广泛的争论，对许多把历史研究改造成一门科学的人来说，历史学家继续使用叙事的再现模式，这表明了方法论和理论的双向失败”（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125页）。如何保持历史叙述的“真”，亦即如何实现历史认识结果的真，自古以来就是历史学家苦苦思索的问题之一。唐代的刘知几是一位系统阐述如何保证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的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家，他明确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史通・鉴识》，[明]郭孔延：《史通评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在刘知几看来，史书的语言应当朴实、准确，以保证历史记述的真实性，做到“言词简质”，“敷畅厥义”（《史通・序列》，第43页），“文皆谐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同前书，第61页）史笔要求“言必近真”（同前书，第72页），“损华摭实”（同前书，第61页），文质相称。对于史书叙述，一须简要，二要真切，强调历史叙事真切，表述清晰明了，前后逻辑一致。刘知几的史实叙述方法与怀特所论不尽一致，但中国传统史学早在1300多年前就已经考虑了这些问题。
四、史料考据的科学方法。中国传统史学家一贯重视史料的勘辨真伪，进行严格认真的考订史实，并形成了一系列的考据方法。其中，清代乾嘉考据史学的历史考证方法已经具备了近代科学的精神。清初顾炎武在研究历史地理科学方面，强调进行历史的考察，疏通源流，掌握规律，联系现实，经世致用。他所提倡的考据方法，要求把事实、文字资料进行反复比较、考订，提出独创的见解，也就是提出一个假设，然后用本证和旁证进行归纳论证。证据多，并且有力，且并无反证，就可作为定论；若有有力的反证，那便要否定原来的假设。顾炎武在古籍整理方面及研究历史地理方面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假设与验证的方法、归纳的方法和反证的方法。这三种方法都是近现代的科学方法，其中的反证方法，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证伪方法相类似，只是未能将其反证方法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在乾嘉史学考据方法中，归纳演绎方法是另一种考史的主要手段，以理性意识总结出更加系统与严密的历史考证方法。运用归纳演绎方法考史成就最大的是赵翼，他采用逐层归纳事实的方法，如把东汉宦官权力逐渐加重，危害愈演愈烈的趋势揭示出来，说明宦官专权给国家造成了灭顶之灾。赵翼在考证诸史中，还采用比较方法进行考证。此外，为了达到历史认识的真，他们还利用历史学以外的辅助学科，如经学、小学、舆地、金石、版本、音韵、天算等专门之学，来帮助考证历史。（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