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掌握着政教两重大权,这给他的头上罩上一道神圣的光环并赋予他无限的权力。早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就有人指出:“由于达赖喇嘛掌握了世俗的统治权,他变得更世俗了;等到他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就得花大气力来恢复他在精神方面的宝贵地位。”十四世达赖喇嘛由于叛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之一,按照佛教对僧人的基本要求,他应该恪守戒律,潜心修法,行善积德,护国佑民。但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没有这样做。自从1959年叛逃国外以来,他建立流亡政府,制定伪宪法,投靠西方反华势力,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近些年来,大打“和平”、“非暴力”、“人权”旗号,贩卖他的所谓“大藏区”和“高度自治”方案;四处窜访,散布谣言,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攻击西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进步;和西方反华势力勾结一起,利用一切机会破坏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稳定,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并试图借西方政治势力给中国政府施压,促成其缺乏诚意的“和谈”。达赖喇嘛使用了许多伪装,宗教名义是其最主要的手法。尽管他精心掩饰,最终还是未能掩盖住其从事分裂活动的本质。
一、声称只言宗教,不谈政治,但每有言论,必有政治用心
达赖喇嘛经常宣称他不谈政治,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演讲与活动,都在宗教背后充斥着政治诉求的货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政教分离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这是达赖集团不能接受,又不便公开指责的国际通则,而且作为出家人过分热衷于政治,乃至干预政治,会破坏佛教出世思想的基本精神,以及在信徒心中的形象。所以,达赖喇嘛总是要反复申明自己只谈宗教,不过问政治,在解释历史时,也会不厌其烦地宣称自己是用宗教的立场来理解,反对别人把他与政治牵扯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截然相反,从达赖集团“流亡政府”的政教合一体制,到达赖喇嘛一切的讲话、行动,无一不和政治纠缠在一起,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宗教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实现政治诉求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所在。从1960年以来的每年3月10日,达赖喇嘛都要发表所谓“声明”,其核心一条就是鼓吹“西藏独立”和各种变相独立的论调,煽动藏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仇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制造谣言诋毁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他的声明不是一个宗教人士的呼吁,而是一个政客的“独立”动员。2007年4月8日,他对印度一家电视台说,半个世纪前“西藏当时是一个既成事实的独立国家”。2008年3月10日,他又在“声明”中说:“藏人不仅在自己的土地上正在成为无关重要的少数民族,而且……正在无声中被大民族同化。”“富裕的藏人,他们经济富足,有好的房子”,但“感受到汉人某种难以形容的歧视”。如此挑拨民族关系,是一个宗教人士可以做的事么?达赖喇嘛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大力从事违背时代潮流的政治活动,妄图分裂国家,复辟旧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神权专制制度。
二、声言只谈宗教,不谈历史,他却兴味浓厚地口述一部“西藏独立”史
达赖喇嘛常挂在嘴边的是他是出家僧人,不谈历史,历史让历史学家去研究吧,但是他却欣然接受他人采访,把自己关于“西藏自古独立”的看法写成一部专书。面对大量的档案和历史文献资料证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史实,达赖喇嘛可以用回避办法,宣称历史要由历史学家来研究,他不谈历史。也同样是这个达赖喇嘛却接受反华作家托马斯・莱尔德的建议,在三年多时间里对他进行60多个小时的采访,并形成一部宣扬“西藏独立”和神学观点的《西藏的历史》一书。他在该书中一如既往地陈述了他的“西藏自古独立”说,试图编造一个自古即有,一成不变的“西藏独立”史;又借用殖民主义分裂中国的陈说,即“满蒙非中国”说,不仅妄图把西藏分裂出去,而且还企图割裂中国历史,把蒙古族和满族也从中国分裂出去。此外,他惯用的手法就是用佛教术语“供施”关系来解释历史,这就是所谓“供施关系”说。其实藏汉文史书早已指明了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实施切实有效的行政管辖,而不是简单的“供施”关系,达赖喇嘛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阉割史实,图谋“西藏独立”。他的“1949年共产党入侵西藏”说更属荒谬,驱除帝国主义势力、粉碎西藏地方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罪恶阴谋,恢复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完整行政管辖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也是包括藏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诬蔑为“入侵”,实属一派谎言。在该书中,达赖喇嘛肆意歪曲中央王朝和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歪曲西藏地方历史,从神学观、主观主义和分裂主义立场分析问题,误导和欺骗读者,甚至为武装入侵西藏的英国殖民者进行辩护,美化侵略者的行为,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三、表面传佛教,实质搞分裂
所谓“中观”思想来源于公元2世纪左右古代印度宗教家龙树的“中道”。也就是所谓“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在他们看来,只有排除了各种因缘关系,破除了执着名相的边见,才能证悟最高的真理――空或中道。“龙树的中道观旨在否定事物本性是有或非有的见地,在坚持佛教作为宗教解脱之道的前提下,龙树宣称涅?与世间无差异,既体现了菩萨道的理想,又反映了大乘佛教对世俗政治的关心。”而达赖喇嘛的“中观思想”或者“中间道路”却别有含义,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作为领土要求的“大藏区”,一是作为制度要求的“高度自治”,根本目的依旧是搞“西藏独立”。这些主张具体体现在达赖喇嘛1987年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的斯特拉斯堡“七点建议”中,所谓“五点和平计划”包括:一、中国军队和警察撤出大藏区(包括四川、甘肃、青海等省的自治州),使整个大藏区变成一个非军事区、缓冲区;二、藏族外的异族人全都要撤离大藏区;三、藏族人可以自由选举自己的领袖;四、撤除中国的军事设施;五、就西藏未来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这个“五点计划”本来就是外国人帮助起草的,其核心的一条是“使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缓冲国”,“要把其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这个国家撤走”。所谓“七点建议”即:一、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关系;二、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三、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权宣言;四、由藏族人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大藏区的政府首脑,拥有独立的财政、立法、行政、司法权,政府所在地是拉萨;五、西藏经济、社会体制应根据西藏人民的意愿来决定;六、西藏禁止核武器或其他武器的制造、试验、储存,以及核能的利用;七、应该召开英美等其他国家参与的地区和平会议来保证使大藏区实现非军事化、非核化。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可以分两步走,先搞由单一民族组成的所谓“大藏区”,然后再通过全民公决搞“西藏独立”。“中观”不过是一个宗教名词术语而已,却被达赖喇嘛装上新的政治内容,这就是分裂国家,分步骤实现“西藏独立”。
四、造谣撒谎犯戒,倒行逆施违法
达赖喇嘛于僧界妄语犯戒,于俗世妄行违法,很难逃出历史公正的审判。佛教最看重的“四根本戒”是“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达赖喇嘛在历史问题上制造的、以“西藏独立”为主要内容的诸多谎言,在现实问题上制造的所谓“西藏宗教文化灭绝”论、“汉族移民西藏”论、“藏族在西藏沦为少数民族”论等等,无一不是谎言。这些是严重违反戒律的,作为一个“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如此妄语,应该自我反思。从达赖喇嘛的行为来看,不仅不能做到一个合法公民,而且做过许多破坏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事情。例如,1995年当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即将确定之际,达赖喇嘛公然违背历史定制和第十世班禅大师的遗愿,于5月14日擅自在印度宣布所谓的班禅灵童,严重干扰了班禅活佛转世的正常进行,给藏传佛教带来巨大的混乱。与此同时,达赖及其集团还以授予学位为诱饵,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鼓动境内寺院中的年轻僧人非法越境,前往印度达兰萨拉,给他们灌输“独立”思想,然后又派回到原来的寺院,制造混乱。达赖喇嘛还对不遵从自己旨意的佛教派别,或者“异端思想”进行残酷镇压、无情打击,搞宗教专制。“多吉修丹事件”就是代表。达赖喇嘛禁止该派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信仰“多鬼”会有损达赖的身体安康和危害“西藏事业”;二说该派修异说、发“恶愿”的教派、“亲汉”。遂大施淫威,禁止该派活动。奥运会是国际上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文化的人民相互交流,增进友谊的盛会,它从一开始就是一项追求非政治化的体育活动,达赖喇嘛也没有放过它,2007年他在窜访欧美时多次声称:“2008年是关键的一年,奥运会也许是藏人的最后机会了”,并呼吁有关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把“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联系起来,要求其支持者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举行游行示威,并借此“宣扬藏人的请求”。从2008年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到甘肃、四川等地少数“藏独”分子的暴力活动,以及围攻我国驻外使领馆、破坏奥运会火炬传递等事件,可以清晰地看到达赖喇嘛及其集团的险恶用心和卑劣残忍的手段。3月10日达赖喇嘛翻来复去煽动说:“我要对境内西藏人民的赤诚、勇气和决心由衷地表示赞赏。”在他的赞赏和鼓励下,西藏拉萨发生了打砸抢烧暴力活动,十多名无辜群众被烧死、砍死。就在当天达赖喇嘛还说:“不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会尊重他们的意愿,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纵容、支持暴力犯罪的真面目就如此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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