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和价值的讨论，自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回溯讨论的轨迹，大体是沿着实证化和哲学化两条脉络展开的。以实证化的方法研究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和价值，是近代以来具有自然科学倾
应当说，上述努力的结果是有相当成效的，教育学在近200多年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由此也获得了“学”的地位。特别是19世纪末当工业化的理想与哲学思辨在教育学研究中实现了某种结合以后，它获得了更为显著的发展。
然而，当教育学获得发展的时候，对它的指责也与日俱增。一门学科的昌盛与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教育学这门学科来说，由兴盛到屡受指责，从深层来看，是它未能充分考察教育活动的特性而被其他显学所左右，结果是游离于教育世界之外，失去了自身的学科特色。
任何形态的教育学体系的构建，都必须充分反映作为人类重要活动领域的教育的特点，反映教育活动的本然性质。教育是具有显著特色的实践活动领域，与人类的存在与成长密切相关。
然而，近代以来的教育学倾向于把教育看作是一种“发现”的活动，试图以自身的逻辑体系去解说甚至规定教育实践活动，认为教育现象及教育规律只是被动地等待被研究和认识之物，教育学的任务则是“发现”教育现象中的诸种属性和规律，功能就是提供关于教育的知识。这种寻求可靠思维程式和技术规范的愿望使教育的内在反思自省性被眼前的利益悄悄地替代，教育的理想蜕变为目标，结果是教育学离教育实践越来越远，不仅无力予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以贴切的解说，而且也难以予教育实践活动以有力的指导。
为了克服这一现象，教育学就要深深地植根于教育实践，返回于教育实践的创造本性之中。我国有悠久的教育学术传统，在长期的日常教育实践中，经世致用和学思行统一的思想方法使我们形成了一套存在于其背后且支撑我们的教育行为的日常生活的“教育学”。这种日常生活的“教育学”源发于对具体教育情境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性判断，它是教育家们所开展的行动研究和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实践智慧，是一种没有被课题化于人的生活之外的、具有真切人性色彩的教育实践和认识。因此，反思我国教育学研究的现状，迫切需要促进教育理论与当代教育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断发现和解决当代教育发展中的重大课题，进而实现教育理论的内在价值，使之不断获得新的要素和新的生命力，成为向当代教育实践开放并确有贡献的活的学问，而不是在相对封闭的学术圈内自言自语的死的学问。
教育学的学术旨趣不是要站在生活之外去“看教育”和形成有关教育的“完整知识”，而是要把生活作为一切教育认识及其活动的根源和终极意义所在，挖掘和提升人生的价值，实现可能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反映时代精神的教育学是一门具有鲜明人文色彩和独特文化品格与价值追求的学科，它以研究提升人的价值、使人获得更加有效的发展和建构人的生活价值与生命意义为旨趣。面向实践的教育学不能无视生活的价值，生活世界是教育的存在方式和教育问题意识与教育思维方式的来源，也是教育学赖以生存的根基。而教育学知识源于对教育实践情景的理性批判，是学者们基于生活、基于对教育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和把握获得的。作为论说教育现象和活动的话语，教育学是一门实践的、自觉的、境遇式的学问。既然如此，教育学在论说作为完整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教育时，就不能以构建某种自足的逻辑体系为圭臬，也不能以那种一厢情愿式的、操作手册般的说教为旨趣，它要通过与教育实践的交互作用，不断发现和解决当代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这层意义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教育学不仅要把当下的教育当作“看”和“思”的对象，更要把它当作“做”的对象。它的学术使命不仅仅是“看”或“思”教育，也不仅仅是“言说”或“交流”教育，更是要“介入”或“实践”教育。教育是在生活中实现的，为此，教育学要回归到生活的本源上，以生活中的“对话”来唤醒和引发蕴藏在人的身上、属于生命本有的力量。可以这样说，如果教育学没有脱离或肢解活生生的教育实践，没有沉溺于教育实践的过去形态并把它等同于现在式或将来式，将其视野指向人类精神得以生长和存在的生活世界，曾一度失落的人的意义就能重新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