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现代性”问题的日益突出，运用现成的西方现代性理论已不能涵盖此问题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重写文学史”、“反思现代性”等一系列学术思潮开始此起彼伏，试图从多方面
董丽敏所著的《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一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与学术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可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语境中，所谓文学的现代性，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与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融汇在一起的，因此要讨论文学现代性的问题，至少应该注意到，文学文本之所以得以产生、阐释与传播，是与文学生产制度的“现代化”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如出版机构、编辑、期刊、社团等以及它们所共同构成的那个时代的文学机制、文学规范，应该构成我们进入具体文学文本的基本前提。但是，长久以来，研究者的目光更多的停留在文学内部研究上，而忽视了文学文本周边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只见冰山一角，而隐藏在海面下的部分则陷入失语状态，使得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未能获得必要的研究资源和空间而取得应有的深广度。
《想像现代性》的努力在于，通过引入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使得像《小说月报》这样的现代文学载体被放置在社会史、传媒史、翻译史、文学史等多学科的视阈加以观照。在文学内部关系的研究之外，通过复原和呈现文学作品的生产机制，使得我们对于“现代文学”思考获得更开阔的视野与资源。
作为特定的文化产业的结晶，文学期刊的定位和呈现，很显然，来自于出版方、编辑、社团、作者、读者等多个方面相互抗衡对话，从任何单一的方面去研究和命名都是苍白无力的。本书对《小说月报》的重读，首先可以说是一份相当系统完整的重新解构和拼装的工作。在这种重读中，发表在期刊上的文本不再是关注的唯一的重点，研究者更注重的是杂志本身，是编辑方针、同人圈子，是期刊作为一个文化产物所具有的全部因素，包括出版机构、商业因素，以及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社会文化格局这样一个大背景。它提醒我们，现代文学其实首先是一种文化产业，是商业运作、政治倾向、文化格局和文学理论相互纠缠、抗衡的产物。
其次，作者采取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支持的方法。一方面将刊物放入到出版机构、文学社团、编辑立场等外部背景下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对《小说月报》的具体内容做细部研究，包括翻译、理论建构和实践批评、小说创作研究这几个方面。在这样的结合中，单纯的采用“内部研究”或“外部研究”可能出现的研究的盲区与理论的偏见，被尽可能的克服了；不仅如此，两者的结合还使得对于《小说月报》的研究出现了某种新质，比如本书对于《小说月报》“现代文学”期刊形象的质疑。由此可以说，在这样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中，将有可能突破现有期刊研究格局，打破有关文学现代性论述的既成的定论，开辟出新的文学／期刊研究空间。
这样一种注重本土经验去反思现代性理论，回到历史现场系统，梳理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方法，无疑是以一种“文化考古学”的方式和“大语文”的开阔视野，打通了文学与文化的固有局限。在现代性问题越来越严重，西方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不断冲突，以及对五四的反思和启蒙使命尚未结束的今天，如何开拓文学、文化研究的新空间，如何在理论、视野与方法上回应这种研究新空间的需要，或许可以说，《想像现代性》一书，给出了一种值得我们重视的尝试。
《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董丽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