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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骨简”真伪期待权威鉴定

2008-05-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庄电一 我有话说
宁夏发现汉代“骨简”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在银川市不胫而走。围绕这批罕见“骨简”的争论,也一发不可收拾,记者近日走访了数位专家,一探究竟。

令人称奇的“骨简”

在“骨简”收藏者赵培祥的家里,近千枚“骨简”让人瞠目结舌:每一片“骨简”都经过精心选材、精心切

料、精心打磨,每一个字,都刻得整齐规范、线条流畅、端正优美,且均以朱砂填充,以突出字体。足见要完成所有工序,绝非一人、一日之功。

这些“骨简”多为纺锤型,或近似椭圆形。最长的有20厘米,最短的也有七八厘米,厚均不超过1厘米。每片“骨简”都是中间厚、周边薄,刻字的正面相当光滑,不刻字的背面也很平整,只不过背面的骨质比较疏松,在周边都留下了骨头特有的孔隙。有的“骨简”背面,还留有横向打磨的数道凹槽。

“骨简”的宽窄虽然相差不多,但没有一枚内容相同。几乎每一片“骨简”都有锈蚀的痕迹,有的呈浅绿色,有的呈紫红色,这斑斑锈迹,是它们曾长期与铜钱、铁器放在一起的结果。

据赵培祥介绍,这些“骨简”都是幅度较宽且坚硬、不易破碎、不怕挤压的骨头,多是选用牛、马、骆驼等个体较大动物的肱骨、肋骨、肩胛骨加工而成。据分析,加工方式可能是从这些骨头的中间破开,然后分别进行刻制,更可能具有比较完备的加工工具来进行连续作业、批量生产。

文字都被刻在骨质坚硬的一面。每个字只有粟米大小,近乎微雕,常常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笔画却相当清晰,看不到毁刀的迹象。每一枚“骨简”,少的三四行、三四十字,多的六七行、四五百字。最多的一枚竟有8行字。不过,百字以上的“骨简”并不多,一般都是三五十个字。记者粗粗算来,赵培祥所藏“骨简”的总字数可达5万余字。

“骨简”上所有字迹均为竖排,第一行多比第二行低两三个字。每一枚“骨简”都没有刻得很满,文字都是刻在中间,四面留有很多空白。有些“骨简”上的文字还占不到总面积的一半,甚至占不到三分之一。

我国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游牧地区,牲畜数量众多。就像竹简、木简多是就地取材一样,游牧地区大规模地在加工过的动物骨头上刻字,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是在纸张还没有广泛使用、且不便于保存的时代,骨上刻字、记载史实,也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

“骨简”,只是一种通俗称呼。也有人根据其所记之事,称之为“汉代甲骨文”。“骨简”是否为“简”,暂且不论;但它们与竹简、木简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竹简、木简的字迹一般都是写上去的,而“骨简”文字是刻上去的;竹简、木简字迹较大,每枚只有一行字,“骨简”字迹特别小,每枚都有多行字;竹简、木简一般都有线绳相连,而“骨简”虽然几乎都有编号,但却没有串连的痕迹。

“骨简”也不同于早期发现的甲骨文。甲骨文多选用面积较大的龟骨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且多没有进行过较多加工,依然保持骨骼原状。在字迹上,“骨简”上字迹圆润流畅,几乎都能释读,刻写也更加成熟,且篆、隶、草、行各种书体均用,并且大胆使用了简化字。

所记内容之丰富令人瞠目

赵培祥将其中的部分“骨简”进行了拍照、释读、整理、编印,并把它们装订成5大本。其中,完全释读的有100多片、1万余字。虽然整理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还是发现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在初步整理出的文字中,发现了西汉武帝刘彻至东汉安帝刘祜250余年间的20多个年号。汉武帝是公元前140年即位的,汉安帝的皇位则坐到公元126年。两位皇帝之间共使用了55个年号,“骨简”中对出的年号就有20多个:元狩,太初,元鼎,元封,永初……这些年号,一般都出现在“骨简”的开头,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

“骨简”中提到的地名有:河西,西河,三水,安定,五原,武威,张掖,天水,高平,富平,灵州,龟兹,敦煌,西域,阳关,萧关,朝那,壶口……涵盖了今宁夏、甘肃、陕西、内蒙乃至新疆、山西、河北的许多地区,同时还提到许多山川、河流、城池;“骨简”中提到的官职有:大司农,太守,都尉,马丞,盐丞,农丞,钱丞等;提到的人名有十几个,其中包括“贰师将军”李广利,骠骑将军霍去病等;记载的活动或事物有:开渠,屯田,垦荒,筑城,修路,调兵,移民,贩盐,运粮,铸钱,贸易,养马,祭祀等。

记者随便拿起一枚“骨简”,只见上面刻有如下文字:“正和三年一月一十廿辰朔方郡北地郡大震山崩裂数地郡县……”记载的是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

“骨简”的有些记载,与史书不谋而合,还有的比史书记载更为详尽。如:史书记载,汉武帝时,因山东爆发蝗灾,曾向朔方郡、北地郡移民72万人,仅此而已。而一枚“骨简”中不仅记下了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而且记下了每一批移民的数量,几个数字相加,刚好是72万。

当然,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内容。过去,常有学者感叹:古代关于宁夏的记载太少。如果这些“骨简”所记内容属实的话,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宁夏乃至周边地区的史料。

“英雄”还需问出处

这批“骨简”来自哪里?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与它们的真伪、价值、命运休戚相关。

赵培祥告诉记者,这些“骨简”均来自宁夏盐池县张家场。

张家场,在秦代就已存在了,汉代曾经建有相当规模的城池。现在,它隶属于盐池县的花马池镇,而古城遗址已是一片荒凉。在那里,不断有珍贵文物出土,盗墓活动一度也很猖獗。张家场汉代古墓群,曾是盗墓者瞄准的目标。种种迹象表明:张家场在当时的地位很高。因此,张家场古城遗址很早就被定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6月,它又“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该说,在那里发现汉代“骨简”,有其合理性。

赵培祥分析,这些“骨简”最初可能都是装在陶罐中、埋在城墙下面的。有些陶罐破了,“骨简”也就漏出来了。据说,有人曾在地面上捡到过。当地见过“骨简”的,大有人在。北京宁夏大厦总经理曹凯龙告诉记者还从北京故宫方面得到证实:故宫也收藏了“骨简”,研究人员还在上面发现了简化字。

从事民间收藏已有20多年的赵培祥,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收藏“骨简”的,直到2007年还在民间收购到少量“骨简”,其间,他还从盐池县直接收购到至今仍装有“骨简”的陶罐。当他花了很大精力对这些“骨简”进行释读、整理之后,他坚信:这些东西,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记者在赵培祥家中看到了装有“骨简”的据说源于汉代的两个陶罐。只见其中一个陶罐的罐口下面,有墨写的五字隶书:“上郡都尉府”,字迹十分清晰,这正是“骨简”中多次提到的名词。罐内的半罐“骨简”尚未取出,总共约有四五十枚,均呈浅绿色。显然,这样的颜色与其长期与铜钱共处一罐有关。从罐口望下去,“骨简”下面的铜钱清晰可见。赵培祥告诉记者,里面的铜钱约有几十枚,可以看出的是五铢和货泉两种。

专家呼吁尽快对“骨简”进行权威鉴定

由于不是考古发掘的“产物”,而是民间收藏,人们自然对这批“骨简”的真伪要划个问号。

宁夏博物馆馆长李进增认为造假的可能性很小。他说,“骨简”造假,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古代的骨头;二是造假者要对汉代历史相当了解,照抄史书或胡编乱造,轻易就可识破;三是造假者要有非同一般的书法、雕刻技能。而这三个条件,是很难满足的,全部满足就更是难上加难。

宁夏某大学一位年轻教授对“骨简”持否定态度。他从用料、版式、雕刻、用语、地名、简化字等6方面提出质疑,其中有些论据也有说服力。在宁夏,同样持否定意见的,不只他一人。

年逾六旬的历史学者杨森翔在认真研究了这位教授提出的“六大疑点”后认为,每一个“疑点”都可以商榷,“六大疑点”不足以否定全部“骨简”。

记者注意到,尽管对“骨简”存有争议,但几乎没有人对“骨简”之骨的“古”产生怀疑。虽然有人认为有些字是刻在烧焦、变黑的骨头之上的,不大可能出自古人之手,

但没有人认为其所刻之骨为现代之骨。

赵培祥曾带着这些“骨简”拜访过北京、上海、甘肃、广东等十来个地区的专家,都得到令他满意的结果。他说,一般造假者既不可能获取这些资料,也无法凭空想象历史事件。他还为此请教过多位书法家、雕刻家,他们都说自己既写不出来,也刻不出来。

赵培祥告诉记者,至今还没有召开过专门针对“骨简”的鉴定会或研讨会。时至今日,看过全部“骨简”的人也是屈指可数,而研究过每一枚“骨简”的人还没有,就是否定“骨简”的人,也只是看了很少的几片。

宁夏著名考古专家牛达生也表示,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组织国内权威专家进行鉴定。宁夏文联主席郑歌平认为,应该尽快将这些资料编辑成书,为研究者提供实物资料。

有专家建议,还可以到“骨简”的“出生地”盐池县张家场进行一些必要的考古发掘和社会调查,如果能发现同类“骨简”,再做相关鉴定、对比研究,就可以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了。

据说,“骨简”在收藏市场上的价格,已经由原来的每枚几元钱迅速飚升到几千元乃至几万元。记者了解到:有4枚“骨简”,竟然被北京一家拍卖公司定出了24―30万元的拍卖估价。如果再不对这些“骨简”进行鉴定、研究、保护,将可能真的出现模仿造假、以假乱真的局面。

如果“骨简”是真的,那将震惊全国,引来专家研究的热潮;如果“骨简”是假的,那将使人们对造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其警示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看来,及时的研究和鉴定十分必要,人们将拭目以待。

“骨简”上的文字都被刻在骨质坚硬的一面。每个字只有粟米大小,近乎微雕,常常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

赵培祥收藏的近千枚“骨简”,被分装在几个大盒子里。每一片“骨简”都经过精心选材、精心切料、精心打磨。

盛在陶罐内的“骨简”均呈浅绿色,这是因为长期与铜钱共处一罐的关系。本文照片均由庄电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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