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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两极思辨中的和谐论

2008-06-0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建堂 我有话说

两极思辨,即关于同一矛盾体中两极关系的思考辨析。《易经》中最经典的思维模式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对立统一,即为两极思辨之主体对象,它外化为有关社会、人生的多种指向,而《论语》中就充满了对这些指向的两极思辨的结晶――两极和谐、方臻佳境。

文与质――文质彬彬

文与质,是同一矛盾体中的两个方面,亦即两极;文即形式,质即内容。二者的关系如何?《论语・雍也》篇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为:质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质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质实和谐统一,这才是一个君子应具有的品格。这里的“质”第一语意是质朴,可引申为质实、内容;“文”的第一语意是文采,可引申为外在形式。当然,文与质是事物的两极,人们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受行为心理定势的影响,往往会偏颇一方:要么质胜文,要么文胜质。偏颇于任何一方,都达不到事物的最佳境界。那么怎样才能臻于完美呢?就是二者和谐地统一。儒家后学对此有共识。在阐释“彬彬”时,有云:“文质相半之貌”;有云:“物相杂而适均之貌”;有云:“文质得其宜也。”这里的“相半”、“适均”、“宜”的共同指向就是和谐。另外,关于“文质”,孔子在不同的语境中还有不同的表述。《论语・卫灵公》云:“辞达而已矣。”即:言词足以达意便罢了,强调了质实;《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强调了文采,即:语言如果没有文采,就传播不到很远的地方。总之,他看到了一个矛盾体的两极,是对立统一、互为依存的;像一个人的双手和双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和谐配合,才能有效运作。故,文质之间,和谐至上。

学与思――学思并重

《论语》开宗明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是,学习这一特殊的认知行为,亦辐射着两极走向,即学与思。天才教育家孔子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论语・为政》篇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只读书不思考,就会使人迷惘;只空思不读书,就会使人迷惑。思由己出,学自外入;学而不思,则内无自得之明,只是两脚书橱,故迷惘;空思而不学,则外无多识之益,只是井蛙之见,故迷惑。所以学习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只有这样广博的学习、审慎的思考,忠实的践行,才会对人生有所裨益。故,“学与思”应和谐并进,共臻佳境。关于这一点,哲人所见略同。荀子曰:“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扬雄曰:“学以聚之,思以精之。”是思以学而后得,学以思而后精,二者相得益彰,绝对不能偏废!孔子有许多饱含生活哲理的言论至今被人们奉为圭臬,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学思并重,和谐一体。

过与不及――过犹不及

人们平常做事时,有时会陷入“两极”的尴尬境地:要么是超过了,要么是赶不上。是不是超过了要好一些呢?不尽然。“过犹不及”,这是先哲孔子早就悟出来的至理名言。《论语・先进篇》云:“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意为: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谁为贤才?孔子回答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又道:子张更强些不更好吗?孔子回答道: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对这一段经典对话,朱熹《论语精义》释云:“道主于中而已。贤知者过之;愚不肖者不及”;“过与不及,皆非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夫过与不及均也……故圣人之教人,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于中道而已。”中庸为儒家之至德,怎样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呢?就是拉平两极,取其中道,臻于和谐。其实,过犹不及,亦堪称最佳“方法论”,也是孔子教导学生的为政之道。子夏做了管理莒父的长官,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无欲速……欲速则不达。”意为:不要求速成,想速成,最后反而达不到目的。也就是不要图快,太快了反而适得其反,前功尽弃;要成功,就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获取一个恰到好处的匀速值,这样才能既好又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过犹不及”的原生态语意是孔子对其两个学生品性的评价,但后来却积淀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就是:快慢两极之间,要和谐出一个能达到“最佳效果”的“优化值”。

事与器――器利事善

人是目的性很强的动物,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要想快速圆满地做事,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工具――器;而“事”与“器”亦为矛盾同一体中的两极,要想事半功倍、圆满成功,就得求取与把握“事与器”之间最佳的“和谐值”,即如《论语・卫灵公》篇中所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说:工匠要想很快、圆满地做成他的事,就必须首先修整好他的器具。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孔子此经典名言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即重视方法对目的实现的重要作用。孔子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重视“方法”的,尤其是教育、教学方法,如:因材施教、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切磋琢磨、绘事后素等,都是在强调和探讨“方法”的重要性。总之,“事”与“器”,也是同一矛盾体中有机的两个方面。当然,“事”为矛盾主要方面,但也不能忽视“器”这个矛盾次要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也可能转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如果要关注事物的整体效应,两极和谐的思想就非常重要。若要“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千古不易之真理。孔子形象地揭示出了“事与器”,即“目的”与“方法”之间辩证的和谐关系:器利事善、共生共荣。

哀与乐――恰如其分

哀与乐为人之情感的两极,哀极生狂,乐极生悲;人在经历这两种情感体验时,不能让其放纵奔流,而应该理性地调节、控制,争取能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情感状态。孔子在评价《关雎》时,就运用了这种情感尺度。《论语・八佾》篇云:“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说:《诗经・关雎》篇,快乐而不过分,忧思而不悲伤。其实,乐而不至淫,哀而不至伤,就是哀乐中和,恰到好处。朱熹释云:“《关雎》……诗之首篇也。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诗经》是礼乐文化的积淀,孔子编订《诗经》时为何要将《关雎》作为压卷之作?除“修身齐家”之伦理层面上的意义外,就是激赏其哀乐情感表达恰到好处的“中和之性”,亦即:“琴瑟和谐”论。孔子反对情感的极端化,自己的情感也把握得恰到好处,正如其学生所描绘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即:孔子温和中寓有严厉,有威仪但不凶猛,庄严中寓有安祥。两极之间中为上,即:温良恭俭让。这就是孔子追求的和谐情感最佳值。

“一阴一阳之谓道”,生命常游弋在“两极选择”的“两难”境地,孔子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也曾面临着“两极两难”的选择。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卓越的见地使他原创了“文质彬彬”的“两极和谐论”,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缕永远的理性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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