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出版的、市面上鱼目混珠的教辅图书质量之差不用多说，由出版社出版的正版教辅读物也错漏百出。这就造成，一方面中国有几亿中小学生离不开教辅读物，另一方面大部分涉足教辅出版的出版社又面临大量退货、库存以至濒临退出的局面。产生这一尖锐矛盾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撇开民营专业力量的强势介入等外部原因，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界内还基本遵循行业内分工，教辅读物基本上由教育出版社、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出版。各出版社审慎地对待教辅读物的出版，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三审三校制，确保了教辅读物的质量。
随着中考、高考热的逐渐升温，国内教辅市场开始显示巨大的购买需求。巨大的利润空间导致很多非专业出版社在不具备教辅读物出版资质的条件下超范围出版教辅读物，一些不法书商也乘虚而入，在教辅读物的出版上竭泽而渔，一些悉心研发、质量过硬的原创教辅品种刚一上市，模仿者便蜂拥而至，造成教辅读物市场混乱，竞争无序。
专业出版社在开发教辅读物时，朝着品种齐、上规模的方向发展，即成套化：要么是年级成套，要么是学科成套，甚至是“套中套”（即在出版一套习题集、试题集后，再配套出版一套解答）。这种上规模的开发逼迫出版社必须同时投入很大的编辑力量才能抢滩教辅市场，在人力上难免捉襟见肘，出现不得不赶鸭子上架的现象：学文科的开始编理科书，半通不通的也敢编英语书……巨大的市场购买力暂时掩盖了教辅读物的质量问题，谁出书速度快，谁就能抢先分到当季的一块“蛋糕”。
在这种背景下，出版行业弥漫着一种误读：教辅读物进入市场“门槛”低，编辑教辅读物是“小儿科”，编辑含金量低……这种对教辅读物的泛行业误读，正是出版社教辅读物质量失守的滥觞。
2000年后，随着“新课程改革”、“一费制”、“两免一补”等教育形式和政策环境的变化，教辅市场的供求关系逐渐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图书市场拼的不再是单纯的速度、折扣和关系，而是图书质量。大部分出版社都明显地感到了压力，并采取一定措施，但是，一些出版社仍漠视教辅读物编辑的专业性，未能从自身的痼疾下手解决问题。
教辅读物的针对性、实战性和时效性都很强，需要编辑人员在熟悉中小学知识体系的前提下，具备特殊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往往决定着教辅产品的优劣。而在教辅读物的出版中，一些编辑恰恰这样的“专业知识”匮乏，表现在以下方面：
有关基础教育的知识储备不足。缺乏一线教学体验，不熟悉中小学教育，不了解师生的需求，进行选题策划时，多半只能提出原则性的要求，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则没有或无力涉及，使得产品一开始就针对性不强；不了解所编辑学科的课程标准要求，无法对书稿的整体框架和细节质量提出质疑和建议，对一些综合性较强的问题无法把关；不了解当前教育形势、政策法规和发展前景，缺乏策划选题的敏锐性和前瞻性，缺乏对考试问题和考试改革政策的关注和追踪，使得产品的实用性大打折扣。
编辑业务中的特殊知识亟待补充。缺乏起码的美学知识，对插图、线条、版式等缺乏审美的敏感性，使得成书的质量大打折扣；不了解常用制图软件的功能和使用，在制图技术上无法与工厂或制图人员沟通，导致插图不精确或出现科学性错误。
对教辅读物来说，较高的作者队伍水平，能较好地弥补编辑自身专业知识的缺失，然而，在当下作者队伍水平也呈逐渐下滑趋势：老作者因年龄原因逐渐退出编写队伍；出版社对名校作者资源的重复、过度、恶性开发，使得作者队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甚至出现找枪手冒牌的极端现象；骨干作者无暇认真组稿，不少骨干教师同时为几个社写稿，他们平时教学任务就很重，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编写工作；多数主编形同虚设，更多的只是挂个名。
长期以来教辅读物出版的急功近利，已经形成了出版社对作者过分依赖的状况。新课标教辅读物的编写难度加大，适应新课标、培养新作者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教材版本的多元化和中高考的地域性，使得出版社不得不到各地去找作者，而有的地方的作者水平根本达不到编写新课标教辅的要求，作者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当下不少出版社为坚守还是退出教辅市场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些专业民营机构却在摩拳擦掌，扩大经营。他们把教辅读物当成“大事业”来做，招聘的编辑从业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出身，不少机构还成立了颇具规模的教育研究院、考试研究院或教辅研发中心，并派研发人员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听课、讲课，调查了解教与学的实际情况……这种人员构成和运作的专业化模式造就了目前市场中民营机构的教辅产品在内容结构上占相对优势的局面，他们的教辅产品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肯定，志鸿教育集团等就是成功的范例。
民营机构的如此专业化模式、人员构成和成功的范例，是否也孕育着出版社未来教辅读物出版的专业化模式？教辅读物是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育人功能，关系着数以亿计学子的成长，其出版质量应该从根本上得到保证。(作者单位：广西图书馆《图书馆界》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