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诊挂号不用排长队，手术住院不用等十天半个月，大病治疗费用比京津沪便宜一半”。这等好事，过去闻所未闻；而在新疆、宁夏、内蒙古、贵州等边远地区的22个中小城市，它已经成为当地人民津津乐道的现实。
将临床医疗国家队掌握的先进技术，植根于边远地区造福于民的,是“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
（一）
边远地区看病，比大城市难，主要难在看大病上。其中，神经系统疾病尤为突出。
我国神经系统疾病总发病率高达5381.8/10万人。而在我国现有的9000名神经外科医生中，只有4000人经过专业培训，这4000人又主要集中在全国少数大城市。据统计，每万人神经外科医生拥有量，大城市是边远地区的10倍。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全国神经系统重症患者都得挤进大城市求治。
在以神经外科著称的北京天坛医院，无论春夏秋冬，挂号室窗口前，天不亮就拥满了人；门诊部和急诊室内外，全天都围满了人，住院部走廊靠墙根的地上，从早到晚都坐满了人。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边远地区和广大农村，来北京看病不但加重了他们看病难、看病贵，而且其中一些危重病人经不住长途折腾而丧失了获救的机会。由此，便出现了“脑外伤和脑血管病发病率，农村与城市差不多，死亡率却高于城市。”这个极不正常的现象。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术带头人王忠诚寝食不安。王忠诚是中国神经外科泰斗，在他的带领和主持下，天坛医院的脑干肿瘤、脊髓内肿瘤、脑血管畸形、脑动脉瘤栓塞、脑血管畸形栓塞等多种大脑疾病的手术治疗，始终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并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起病，为了让更多的人少花线治好病，他开始思考并探索解决的办法。
目标先是锁定在了神经外科。神经外科开始与有关部门和地区进行研讨，开展协作。随着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神经内科之一，协作项目又有所扩大。
协作主要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到有需求的边远地区实地考察，并与有关医院签订《协议书》。第二步，由天坛医院派出优秀专家，从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协助对方完善医院规章制度，并创建神经外科中心。第三步，双管齐下，培养优秀人才。一方面，由天坛医院提供条件，负责为协作医院培训人员，包括手术、麻醉、影像、护理等神经外科全套专业技术及管理。另一方面，由天坛医院从自愿报名的医生中，选出佼佼者外派到协作医院。每人工作1至3月，负责手术、查房、示范、带教并定期介绍国内外的新技术、新进展。在对方能够独立开展工作之后，双方还继续保持协作关系，并把定期外派专家改为随请随到。
双方的协作建立在公益事业的基础上，不需要政府投入和承担责任，也不需要对方回报和承担风险。王忠诚院士到贵阳第二医院考察时，见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象：医院周边是一片菜地，医院的匾牌挂在一棵老槐树上，外科大楼下是一条污水沟，医院里不少仪器设备早该淘汰。天坛医院与贵阳二院建立了协作关系，签订了《协议书》后，很快就接受了贵阳二院9名人员到天坛医院参加培训，费用全免。同时，又派出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罗士祺等4名精兵强将到贵阳二院给予支持。3年后，贵阳二院焕然一新。对于天坛医院的大力帮助，贵阳二院院长向德芬十分感动，提出“把医院纯利润的10%作为天坛医院的管理费”，但被天坛医院党委书记高晓兰回绝：“我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减轻贵州患者病痛而来的。”贵阳二院过意不去，打算送过去20万元，不但没送出去反而还收到了天坛医院赠送的价值20万元的仪器设备。第三次，贵阳二院以赞助天坛医院院庆的名义准备汇过去10万元，但在电话上就被天坛医院院长戴建平挡了回去。在天坛医院的帮助下，贵阳二院发展迅速，并被评为“全国百姓放心医院”。
（二）
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张力伟博士说，近15年来，天坛医院已连续外派专家400人次，完成了对的有协作医院神经外科全套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在22个中小城市，分别建立起了神经外科技术协作中心。据王忠诚院士评估，其中，1/3的中心技术水平已达到国内一流。包括新疆自治区医院、赤峰学院附属医院、金阳医院、洮南神经病医院、泉州一院、锡山医院和长航总院，仅其中7家医院统计，收治患者已超过48300多人；完成包括各种脑肿瘤切除等手术已超过16400多例,手术成功率保持在95%至98.59%之间。
为了让患者能够享受到优质服务,他们费尽心血改进医疗方案,将手术治疗费降低了80%。左右。在国家明文规定取消“手术点台费”的前两年,他们就自动取消了这项收费，仅1999年以来,就拒收“红包”1460个。
锡山医院院长许长征说：“天坛专家人人上有老下有小，却像白求恩那样，舍家别子，不远千里，来到我们这里传授技术，令人感动。就拿我院的神经外科主任来说，在他完成的500多台手术中，有300多台是天坛专家在为他当助手。”
新疆自治区医院院长王发省说：“天坛专家手把手地教，把我院的14名普通外科医生培养成了神经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和博士，他们现在可以独立完成八九种高难手术。”
泉州一院外科主任田军告诉记者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孩被一家医院误诊为患有垂体瘤准备开刀时，被在我院工作的天坛专家及时发现并改用药物治疗。专家回到北京后，仍继续指导用药，直到孩子完全恢复健康，时间长达4年之久。”
赤峰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崔其福也说到了一个故事：“被誉为‘中国神刀’的张俊廷，到我们这里带教，出了机场，就直奔医院手术室。工作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午又接过一台大手术。我们劝他先休息一下，他说‘习惯了’。”他接着说：“还有一个专家，正发高烧，听说一个急性脑出血患者抬进了医院，拔掉输液针头，就上了手术台。做完手术，他就一头昏倒在地。在场的医护人员，全被感动哭了。”
（三）
接受天坛医院帮助，是边远地区“比较”的结果。某地一家医院的院长这样说道：“我们与一家全国著名的大医院谈合作。对方张口就要我们出四五百万元，将他们的一堆设备买下。我们不需要这些设备，他们就不同意继续往下谈。北京天坛医院不同，他们不垄断技术，没有商气，心里想的就是病人。”
看到亲人被天坛医院的专家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过来，患者家属们无不激动万分。
72岁退休工人赵富来，1970年被角钢砸伤后脑，缝了4针，以后就经常头疼。一年前，查出脑内长了4个肿瘤。当地医院对他说：“肿瘤长的不是地方，回家尽可能吃点好的吧”。讲到这里，他老伴泣不成声：“共产党不派天坛专家来洮南，我们家哪有今天？！”
刘淑琴和她丈夫都是下岗工人，家中还有两个需要赡养的80多岁老人。刘淑琴腰部剧痛，到过4家医院检查，4家医院都误诊。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最后查出她患有脊髓瘤却不敢为她做手术。7年后肿瘤从颈椎长到了胸椎，长度超过7公分。“没有共产党，没有天坛专家，我们这个家就完了。”她丈夫说着，话语里全是感激。
黑水镇副镇长叶红军全家4口,全靠他每月1500元的工资。2006年,他“突然头疼得想撞墙”。他四处求诊，不光欠下了57000元债务，而且病情越来越重。“不是想到母亲健在，女儿还小，妻子没工作，就没我这个人了”。这个46岁的汉子哭泣着说：“我们全家感谢共产党，感谢天坛专家。”
洮南神经精神病医院院长李书圣这样说道：“患者及家属感谢党和医生，还因为到北京治疗，很可能就会倾家荡产。而在当地治愈，只需要其中三分之一的开支，节省下来的钱就可以用来维持生计”。
当地五金公司营业员付坤范就是如此。她被查明患脑膜瘤后，天天为交不起治疗费发愁。她说：“到北京治，要准备5万元；到长春治，要准备3万元；从沈阳请专家，要准备22000元”。她抹去眼泪笑着说：“最后来到洮南神经精神病医院，只花了15000元就把病治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