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钱”

在中国科学界，一说起“三钱”，很少有人不知道的。荣幸的是，作为一名科学史工作者，我与“三钱”都有来往。现在讲起来，一幕幕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似的，令我终生难忘。

我与钱三强

那是1978年。从三线桂林调回北京后，我被分配在前国家科委八七工程指挥部工作。一天，领导通知我去昌平基地听报告，作报告的正是我儿时就敬仰的钱三强。会散了，钱三强亲切地来到我们中间。我有点羞涩，远远地站在后面。忽然，钱三强隔着人群，向我伸出手来，主动向我问好。我懵住了，只是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

1990年，我调到《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工作。1992年春，我们请何泽慧院士转告钱先生，看能不能在杂志上签名，以示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不几天，那本签有先生名字的杂志放在我的案头，随同签字的还有周光召、王淦昌、李政道、邓昌黎。我凝望着它，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想不到，这年6月28日，钱先生突然逝世了。我含泪在当夜编辑了悼念文章，第二天一早赶到印刷厂补印了“沉痛哀悼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逝世”的文字。

回到编辑部，我奋笔疾书：“悠悠报国情，您登高一呼，分兵布阵，筹建中国原子弹科研基地，组建中国科学院，为中国的两弹一星运筹帷幄，功不可没！拳拳君子心，您只讲奉献，不谈索取，无私忘我地培养、选拔一代又一代科技人才，让中华崛起的梦想变成东方巨龙的腾飞……历史不会忘记您，我们敬爱的恩师――钱三强先生！”

这是我对于他的悼词，也是永远的思念！

我与钱学森

我曾在国内杂志上首次发起为何中国境内科学家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无缘的大讨论，包括卢鹤绂、杨福家、阎康年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纷纷参加。讨论需要一个结论性意见，好向广大读者有一个交代。找谁合适呢？我想起了从未谋面但十分了解的钱学森院士。

1993年12月24日夜，我提笔疾书：“长期以来，我们大陆境内的中国人，没有一人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样的殊荣，其原因何在，我想听听先生的意见，并且能够在本刊给予发表。”四天后，我意外地收到钱学森的亲笔信。他首先指出“中国人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大有人在”（我想他是指李政道和杨振宁，那时他们持中国护照去斯得哥尔摩领奖），并认为“中国人决不是没有做物理基础研究的能力，如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在国外都曾做出非常出色的基础物理研究”。

钱学森高屋建瓴地讲了两点重要意见，值得我们深思。其一，“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关键在于国家建设的整体方针政策。在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国家决定要做的事是一定能做到的，因为有全国人民的支持，11亿人民的支持！”其二，“当我们的生产技术尚未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还不需要去开拓未知新领域时，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当然，要会利用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自己也得做基础研究才懂得此中底细。所以我国今日基础研究的国家目的即在于此，而不是去抢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6年夏，我受命主编《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故事》。由我撰写的《激动三次的人生――记钱学森院士》初稿直接寄给他本人。先生病了，不能够复信，委托秘书向我表示感谢，并表示反对“中国火箭之父”的提法。通过这件事情，我想了很多：一些人为了利益千方百计地安上什么“之父”的冠衔，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有历史地位；而钱老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那些争名利的人在他的面前应该感到羞愧。

我与钱伟长

钱伟长是我在“三钱”中最后认识的先生。

1997年2月13日，我的忘年交卢鹤绂院士逝世了。几个月后，我始终挥不去心头的那份沉重与悲痛，于是含着泪水，夜以继日地编辑着《卢鹤绂年表》，同时给众多中国科学院院士写信，希望他们支持我的工作。在25位同意担任《卢鹤绂年表》顾问的院士中，最先给我回信的是钱伟长院士。

接到他的亲笔信，我很是感激。此时的钱伟长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国家领导人了，可以用“日理万机”这四个字来形容他的忙，何况还兼任上海大学校长。不知道是谁提醒我，要找一位名人题写书名，我又想到了他。

几天后，我收到了钱伟长的信和题词。看到苍劲、敦厚、有力的“卢鹤绂年表”五个大字，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钱伟长的题词极大鼓舞了《卢鹤绂年表》的编委们，加快了这本书的出版工作。

后来，我与钱伟长有过通信。在主编《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故事》时，我将撰写的文章寄给了钱伟长。他对于写自己的文章很慎重，也很严格，不希望仓促发表。或许觉得这样回绝我不好，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他没有亲自回信，而是让秘书代笔。我尊重他的意见，将自己写的文章撤下来。此事虽然遗憾，但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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