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说过：“谦卑的强权，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令人想起老子的名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如何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
历史上
然而今天的中国，面对的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和迪斯尼乐园、法国的时装表演、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还有铺天盖地的西方名牌，使我们时刻感受到西方价值观念、话语系统、生活方式的冲击。在无处不在的文化碰撞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需要“软实力”的支撑，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打造自己的“软实力”以捍卫中华文化的独立性并走向世界？
二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必须取得普遍的认同，被异质文化所接纳，这是打造“软实力”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所谓“认同”和“接纳”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可不辩。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与世界接轨就是取得西方主流观点的认同，投其所好，赢得西方公众舆论的欢心。这里有一个和谁接轨、接什么轨的问题。首先要肯定的是，今天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观念，和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是不能混同的。我们不能为了“接轨”而放弃原则，认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和个体本位的人生观。西方文化的入侵，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那么，在这个原则上的坚持是否会成为我们在世界上展示“软实力”的障碍呢？当然不是。问题是我们自己必须对社会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心，因为社会主义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终将成为人类共同的选择。邓小平说过：“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在涉及核心价值观念的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软下来，否则不但谈不到什么“软实力”，反倒会因软而“失利”。邓小平说得好：“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
世界文明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律，西方先进国家在发展中积累的许多经验具有普遍意义。这是我们真正要与西方“接轨”的地方，也是我们赢得全球性文化认同、打造“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马克思多次谈到人的“类本性”，无论从生物进化角度，还是从社会进步角度，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共同的，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背景和基础也是共同的，而这正是文化互通的基础，也是吸取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以开放的眼光对待它们，那就从根本上堵塞了走向世界的通道。
但是，在吸取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的同时，又要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个性，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我们说突出文化个性，指的是汲取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发扬光大，而不是扬短避长，为此就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由于中国走过的特殊历史道路，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性，在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上，有其独到的精神领悟，建构了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体系，是人类社会极富原创性的文化资源，与西方文化相比可谓“两峰对峙，二水分流”，适成互补。约瑟夫・奈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一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吸引力。”当今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和危害已充分显露出来，在后现代语境下，对工具理性、技治主义的检讨已成西方的主流话语，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和谐共生”、“厚德载物”等思想，恰好提供了一个与之对应的文化参照系。对民族文化中的这些瑰宝，应下大力气挖掘和保护，并以合适的方式努力向全球传播，这应当是我们打造“软实力”的最坚实的基础。
三
中国的“软实力”是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不仅不能一味迁就外人的口味，也不能完全照搬对国外说来是合理的做法。一段时间里，国内有人主张“告别‘五・四’”，认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正在批判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回归，因此“五・四”提倡“赛先生”的主张已经不合时宜了。西方工业主义滥用科学技术确实造成种种“文明病”，因而清算唯科学主义和技治主义，是有其时代根据的，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但是，我国正在致力于通过科技兴国实现赶超，科技生产力仍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科学精神亟待弘扬。这样的国情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盲目地跟在西方时髦思潮后面亦步亦趋，只能使我们的“软实力”建设迷失方向。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向世界先进文化开放，相反，恰恰要有前瞻性眼光，认清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走势。在肯定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的同时，必须有历史观点。当我们谈论中国古代的一些有启发性的思想原则和文化理念的时候，要有明确的时代定位，不能造成时代的错位而以过去否定现在。时下学术界热议的整体论思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特征，如诺奖得主普里高津所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哲学思想。”显然，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方兴未艾的整体论思潮确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一种文化思维方式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是中国古典社会结构的观念折射。由于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古代文明以等级制和宗法制为支柱，使中国社会公民意识发育不足，形成主体性受抑制的趋同性社会深层结构，个体独立性难以彰显，反映到意识形态上来，就造成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中缺乏“元素”、“构分”、“特质”、“组元”之类的分析概念。而西方近现代科学则是以分析为基础的思维方式的产物，从数学的无穷小分析、力学的质点分析、物理学的分子―原子分析、化学的元素分析，到生物学的细胞分析，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分析的时代。当各门科学相互交叉、各种物质形态和运动形式的相互作用和转化成为科学研究的主题时，特别是在大工业、大市场、大科学、大文化的时代，整体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就成为最新科学革命的基本倾向。因此，西方的整体论诉求，是在社会与思维两个向度上，在个体化、分析化的趋向已臻极限之后才产生的，有一个合乎认知逻辑的分析的前史。而中国并未经历过这样一个分析的时代，我国古代的整体论思想尽管有巨大的启发价值，但却不能直接移植到现代科学中来。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思维具有整体性的优势，而当今西方文化思潮正趋向于整体性并对片面的分析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就认为我们不需要补上分析这一课。这就是说，在坚持民族文化本位打造“软实力”的时候，要立足于历史主义观点，走世界文明共同的道路，与时俱进，古为今用。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在弘扬中华文化的时候，要“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
西方发达国家的“软实力”是以强大的物质载体为依托的，也就是说，“软实力”是以“硬实力”为基础的。当今全球性九大商业传媒由发达国家九大巨头把持，号称“第一板块”。如“第一板块”所控制的音乐公司就占有世界音乐市场的90%。全球300家最大媒体，美国144家，欧洲80家，日本49家，发展中国家只有27家。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一年文化产业的销售额还不如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的票房收入。所以说，“软实力”是不能脱离经济、科技的发展而单独存在的。我们必须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使我们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现代科技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远东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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