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1895―1968年）》这本传记，是作者王连捷在2003年3月送给我的。不久前，观看电视剧《英雄无名》时，欣闻这本传记经作者修改，将由团结出版社再度出版，于是又找出来翻阅，不由想起44年前与宝老相处的日子。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宝老率真豁达的性格、庄谐潇洒的风采、严肃认真的精神和老而弥坚的气度。他那爽
在上世纪50年代，全国政协遵循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设立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各界所写回忆旧中国的资料逾一亿字。后来公开出版了数十册《文史资料选辑》，但还有近亿字的文稿积存未刊。如果把这些资料辑成专题文库，尽快出版，对于中国现代史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1964年春夏，李新先生与宝老、姜克夫先生、孙思白先生等开始筹划编辑文史资料专题文库。宝老身为文史资料委员会专职委员，全力支持这一工作。政协无房办公，李新便在他曾经兼职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借房数间，要我和李义彬住到那里，负责联络和秘书事务。宝老、李新、姜克夫每天都来，孙先生常驻办公。半年光景，朝夕相处。后来，由于各自返回单位参加“四清运动”，这项工作无疾而终。未曾想，此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宝老了。
连捷所写的这本传记，以35万字的篇幅，描述了宝老仁厚善良、助人为乐、波澜壮阔的一生。
青年时代的宝老，是一位虔诚的基督信徒。他奉行“教育救国”的理念，创办奉天贫儿学校，接受并传播新文化、新思想，逐渐向社会主义学说靠拢。35岁，得张学良资助，赴英伦留学。返国后，致力于禁毒、济贫等慈善事业，大胆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九一八”事变后，摆脱日军追捕，避居北平，筹建抗日团体，指导和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向张学良及国民政府屡陈抗日主张。他杰出的组织才能和交际艺术，为宋美龄、蒋介石所赏识，先后在蒋介石、张学良合办的“四维学会”，蒋介石、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中担任要职。经蒋介石任命，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西安事变前夕，向张学良面陈联共抗日主张。事变后，多方设法营救张学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东北救亡总会”党组成员。他以善交友朋的良好人际关系，博得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孙科、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冯玉祥的好感，并经常周旋于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党、政、军、情要员之间。他获取了国民党军事情报部门收集和秘藏的有关德国闪击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和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设防部署等三大国际战略情报，并先后供给战时盟国苏联和美国，宝老也因此成为中共情报战线最出色的国际战略情报专家。
宝老日记有云：“吾之最大悲痛，莫过于民族同胞惨重牺牲；吾之最大欢悦，莫过于同胞骨肉彻底解放。”抗战期间，他的家从北平迁往南京，再迁武汉、重庆，一直是流亡学生、难民和革命者的栖身避难处。宝老夫人高素，是这个家庭“招待所”的“所长”兼“炊事员”。久而久之，阎宅被誉为“阎家老店”。周恩来多次称赞高素“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连捷书中“阎家老店”一章，把宝老夫妇真情善良的人格，写得淋漓尽致、生动感人。
新中国成立后，宝老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长，在推进建国初期外交人员礼仪训练方面，做了不平凡的贡献。在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中，一向健谈的宝老不得不谨慎持重，甚至沉默不语。许多朋友感到，宝老在政治生活中，似乎销声匿迹了。“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又过了一年，1968年5月的一天深夜，这位年过七旬的第67100号“犯人”，在审讯中被人从背后猛踹一脚倒地昏迷，送到复兴医院后，也无人理睬，卒致死亡。监狱的批文写道：“反革命罪犯67100号，不得留骨灰。”10年后，宝老冤案昭雪，子女们查询父亲遇难经过时，一位当年的火化工人告诉他们：“确实火化了，是位老干部，但是没有姓名，不知是谁。”1994年，子女们安置在八宝山公墓的宝老的骨灰盒，不过是一个空盒。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命令，把三枚卫国战争纪念章授予阎宝航和他领导下的情报人员阎明诗、李正文。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授章仪式后，子女们来到八宝山，把这枚纪念章敬献于骨灰盒前。在同一历史现场，悲剧与喜剧交相演出，不禁令人扼腕。这一历史细节的再现，将使读者在有限空间里思索无限的答案，也为这本成功的传记画上沉甸甸的句号，令传主成为中国现代当代史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