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彦青著《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不但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而且改变了传统的“接受史”的叙事模式，成为李商隐研究史上作断代研究的第一部力作。
米著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从“接受者”的角度审视阐释清人对李商隐的审美态度，选取经典作家和经典文献并对之进行细读，体现了突破传统接受史撰写的方
福建黄任对李商隐的接受是米著关注的焦点。作者认为，黄任接受李商隐的原因在于爱情经历的近似，直接体现于黄任效法李商隐，大量创作忧凄感人的《无题》和《悼亡》。黄仲则也是李商隐的忠诚崇拜者。米著认为，黄仲则接受李商隐的原因在于黄仲则与李商隐相似的求生旅迹――终生以游幕为生。这个寿终只有35个春秋的短命才子一生充满悲剧色彩。由于入幕谋生，相似的苦难历练使得黄任尤其注目于李商隐诗中悲秋与伤春的题材。米著认为，黄仲则盛世哀音的形成，除了接受李商隐诗歌的风格特质外，也根据自己的个性所好吸收了其他诗人的狂放诗风，并融入自己的个性气质。
对李诗选释本与笺注本的重视，是米著又一突出特色。虞山诗派即多有对李诗进行笺注之举。吴乔著《西昆发微》旨在专为李商隐《无题》诗笺注，提出《无题》全为令狐?所作，这是吴乔的诗学贡献。与虞山派有密切关联的诗人朱鹤龄倾力《笺注李义山诗集》，米著认为，由于朱鹤龄的笺疏功底和个人创作中对义山诗有意识地接受所感知的义山诗心，使得朱注本称为“此后一系列补注本、新注本的主要蓝本，也成为此后评论李诗的主要文本依据。”（作者引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在笺释李诗方面，米著认为冯浩的《玉溪生诗集笺注》是“清代李商隐诗集最详赡精审的笺注本”（页144）。冯浩第一次为李商隐编辑《年谱》，使得后世研究者对李商隐的生平经历有清晰的了解。与笺释相关的是众多选本的问世。米著发现“在清人所选唐诗刊本中，除非不选晚唐诗人，选必有李商隐”（页154）。同时，笺疏、选释与作者的评论融合为一，既继承接受史撰写的基本常规，又体现了在接受史流程中作者的真知灼见，可以说，米著开创了一种文学史撰写的新视角。
带有情节性的叙述，米著开始即将读者带入繁花盛开的清初诗坛：虞山诗派、娄东诗派、云间诗派、河朔诗派等。米著认识到，虞山诗派的领袖钱谦益因身仕两朝而屡被贬议，与李商隐近似的生命旅程使得他对李诗情有独钟，这正是钱谦益接受李商隐的关键之处。冯舒和冯班则接受其师钱谦益的影响，更多的在理论上推扬李商隐。在请初诗坛，与虞山诗派并驾齐驱的娄东诗派在创作上和在李商隐的接受方面不仅与前者平分秋色，而且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审美高度。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