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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与《天演论》

2008-08-0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周崇云 我有话说

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进士。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官至冀州、深州知州,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誉为“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的“异材”。他把治教兴学作为价值追求

,辞官后,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十年。1902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辞而未就,旋赴日本考察教育,次年归国,于家乡创办桐城学堂,因操劳过度,不久病逝。

吴汝纶旧学深湛,乐闻新知,严复一直以师长视之,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吴汝纶对严复的学识、文章也很看重,曾致信说:“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吴汝纶《答严幼陵》)共同的理想与志趣使得这两位相差十四岁的开风气人物,结为忘年之交,并在翻译《天演论》这项开创性工作中,共同谱写了一段经久传颂的学术佳话。

严复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学习海军。《马关条约》签订后,严复大受刺激,决心通过评介西方的“天演”进化学说,促进中国的自强“郅治”。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吴汝纶的鼎力支持。

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唤起全社会自强保种的民族意识。对此,吴汝纶深表赞同,认为“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吴汝纶《答严幼陵》)。他得知严复正在翻译《天演论》时,即以“脱稿在迩,先睹为快”相期,鼓励支持严复尽快完成翻译工作。严复在初稿译成后,便托人转呈吴汝纶审阅。吴汝纶读后为之倾倒,立即致函严复:“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吴汝纶《答严幼陵》)《天演论》在中国出版问世后,吴汝纶写信给严复,表示“近有新著,仍愿惠读”。为了不辜负吴汝纶的厚望,严复发奋译书不止。在译出亚当・斯密《原富》一册后即送呈吴汝纶,吴汝纶“敬读一过”,并促其“速成之”,还在阅读过程中,随手纠其违失。此后,又勉力为严译《原富》作序。这一切,对严复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耀与鼓励。

严复于1897年和1898年对《天演论》译稿进行了两次重要修改,其间采纳了吴汝纶的不少意见和建议。一是删去原译文中有关中国古人古事的大量引证,使其与原著更为接近。吴汝纶初读手稿后认为:“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原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吴汝纶《答严幼陵》)严复虚心接受了这一意见,将原稿译文中“诗曰”、“班固曰”、“孔子曰”之类文字,归入正文后面的“严复案语”中,以与译文相区分。二是对吴汝纶在《天演论》译稿上留下的圈点、批语酌量采纳,在文字表述、分节,特别是篇名拟定等方面,择善而从。吴汝纶认为严译《天演论》“命篇立名,尚疑未慊”,不如袭用诸子旧例,随笔标目为佳,于是在节录译稿副本时,为每篇译文各撰一名,抄寄严复供其采择。以此与通行本《天演论》比较,可知其上卷18篇中,采用吴拟篇名17个,下卷17篇中,采用11个,只有7个篇名是严复自拟的。

吴汝纶热情为《天演论》撰写序言,对这本译作给予高度评价。1897年严复修改《天演论》时,即约请吴汝纶为之作序,吴立刻应承,于次年正月成文。在序言中,吴汝纶先以简洁易懂的文字,精辟地揭示该书的主体思想,并指出要掌握《天演论》之旨趣,只有“得严子乃益明”;继而对严译《天演论》的贡献及其译文的古雅,作出充分的肯定,认为“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在吴汝纶看来,严氏此译“乃??与晚周诸子相上下”,问世后必将产生广泛影响。在《译<天演论>例言》中,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并将“雅”置于“信、达”之上,这和吴汝纶“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的文论主张,有共通之处。鲁迅先生早年便爱读《天演论》,后来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还提到:“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事实也是如此,严复古雅的译书风格,再伴有吴序的推介,使得《天演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连许多保守的士大夫,也争相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

为了推动《天演论》的发行与传播,吴汝纶多方设法,不遗余力。严译《天演论》1897年底曾连载于《国闻汇编》上,当时严复致信吴汝纶,请其“代为销售”,以广流传。吴汝纶考察其发行有一定难度,建议严复等请直隶总督王文韶,仿照先前张之洞饬行湖北全省由官府销售《时务报》的方法,以达到“畅行”之目的。《天演论》正式出版后,吴汝纶在其所开《学堂书目》中,将《天演论》列入其中,作为教材供学堂使用。当年,吴汝纶在阅读严译《天演论》手稿的过程中,曾在日记中摘录其主要内容,并于每节前自拟了小标题。在他去世后,上海文明书局即据此付梓,于1903年闰五月出版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同年癸卯《经济丛编》第三册至第六册亦同时刊载。吴氏节本的刊印,对《天演论》的流传,起到了很大作用。胡适1905年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国文教员便令学生购买此书作为读本。

总之,吴汝纶对严复可谓相知甚深,爱之最切,而严复亦曾于1900年对吴汝纶说过:“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这种未能早入吴门受教的遗憾,在翻译《天演论》等西方著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弥补。据严复回忆:“不佞往者每译脱稿,辄以示桐城吴先生,老眼无花,一读即窥其深处,盖不独斧落徽引,受裨益于文字间也,故书成必求其读,读已必求其序。”1903年,吴汝纶去世,严复悲伤不已,集李商隐、陆游诗句而成一联:“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慨叹:“惠施去而庄周亡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言》,见《严复集》)(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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