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1929年4月,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起初任外语系教师。1931年,应当时的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邀请,朱东润到文学院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
笔者在武汉大学档案馆查到了1937年全校“学程”安排。其中安排了朱东润上中四班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课。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文学院大师云集,其中
读《大纲》,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学术精神。在武汉大学馆藏的讲义前面,朱东润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现时惟有陈钟凡著一种。观其所述大体粗具,余仓卒成书,罅漏时有。”既指出北京大学陈钟凡在本学科的开创之功,又指出其不足,出言实事求是。又说:“今兹所撰,概取简要,凡陈氏所已评,或从阙略,义可互见,不待复重,至于成书,请候他日。”意在出新,心存高远。到1943年,郭绍虞和罗根泽两位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陆续出版。朱东润对他们的治学热忱和撰述的价值深表钦服。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是照抄袭诸位先生的现有内容,还是另起炉灶呢?如今的大学教材天下一大抄,真正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创新的甚少。拿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学科来说,据笔者粗略统计,全国现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教材有十余种,但在内容上、体例上都大体一致。朱东润当年是怎样处理这一问题的呢,他在《大纲》自序中说:“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袭;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违反。因为局势相同,所以结论类似,同时也因为立场不一,所以对于万事万物看出种种不同的形态。这本书的内容,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有异同的地方,只是事理的当然,原不足怪。”
更值得一提的是,朱东润的《大纲》是在战乱年代写成的,其精神尤为可佳。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战时的书肆,贫乏到怎样的程度,战时的图书馆,凌乱到怎样的程度,在太平了以后,大家也许不易想象。”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