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一书于2007年2月出版了。从高校思想政治课教材建设的角度看，《纲要》一书的面世使高校公共历史教育有了新的有效载体。该书不仅有助于推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和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史学意义和学术价
一、密切联系现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文化发展意识
首先，《纲要》十分关注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对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史实和基本理念构成了猛烈的冲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理念。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国人“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进而使中国文化“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中国文化如何才能不迷失自我，如何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构建具有中国品质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形态，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纲要》一书的出版并且进入大学的课堂，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文化的应变保护机制。
其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学术界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具有的“抹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解构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消解文化认同，瓦解理想信念，削弱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消融民族精神；否定中国近现代史的革命主线，否定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性，将革命与近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动摇党的领导地位，进而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固”等危害已经为学术界所认识。如何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危害是当前学术界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纲要》一书的问世可以看作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一种尝试。
第三，从当前学校公共历史教育的实际情形来看，《纲要》一书是针对现实问题对学生进行的一次思想政治教育。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民众对历史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苏联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歪曲、否定苏共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而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造成了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同时为国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这股历史虚无主义的逆流，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中起到了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催化剂的作用。”在总结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之后，更需要我们加强历史教育，构建具有我们民族品格和历史底蕴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文化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受到严重冲击和挑战的今天，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聒噪声中保持沉默，还是在新的条件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历史作出新的探索和回答呢？《纲要》一书显然是后一种选择的有力体现。《纲要》中的许多具体论断正是针对当前学术界的质疑而发，而《纲要》中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则反映出作者“得真理而固守之”的学术追求。
二、注重发掘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孕育和发展，具有自觉的民族发展意识
19世纪中叶以来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纲要》的编纂者注重从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中发掘它们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而且从这些事件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出发给予评价。编者指出：“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和升华。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只是少数人有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中日甲午战争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就是：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道路的民族创造精神。”由此不难看出，《纲要》的编纂者充分发掘了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长征和抗日战争等事件在培育民族精神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向读者梳理出中华民族以及民族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致发展脉络。这些事实为民族精神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得以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并且表现出鲜明的特色。《纲要》一书把中华民族的精神理论形态和表现形式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这是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进程概括总结的结果，反映了编纂者在研究这个问题上的深度。《纲要》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所作的理论探索以及对当代中华民族的理论形态的创新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概括，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理论命题的提出，是新世纪新阶段对中华民族精神理论形态的新发展。
三、具有辩证的史学批评意识
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纲要》一书敢于正视和面对，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剖析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纲要》在分析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以及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作用。例如《纲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说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他们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否应该改革的问题也是语焉不详，并且反对贫苦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单薄。‘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认识：单纯的农民运动和单纯的资产阶级运动很难在中国历史上取得彻底的胜利，最终走向失败也就成为必然，时代呼唤着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需求下，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担当起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重任。《纲要》的编者既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对史学界质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正确性的观点作出了新的回答，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农民阶级在近现代史上的主体性作用和自身的局限性。
如何认识新中国的历史，如何看待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现实问题。《纲要》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评价，其中有些观点值得思考。例如对反右派斗争的认识：“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到1958年夏季运动结束时，全国划定的右派分子达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错划。许多党的干部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受到长期压抑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更是党和国家整个事业的严重损失。而在运动中采取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错误斗争方式，也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比如《纲要》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倾错误发展的评价是值得关注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后来更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些批评显然不是简单的辩护，而是对于历史的一种深入反省和思考。
《纲要》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历史功过的分析更加充分地体现出辩证的史学批评意识，既有对毛泽东在具体问题上的是非分析，也有对毛泽东的总体评价；既有对毛泽东在具体问题处理上主观愿望的剖析，也有对其客观效果的考量。例如《纲要》对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首先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接着简要地概括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后，《纲要》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如下的评价：“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国内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些论述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同时，《纲要》还指出，毛泽东即使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还保护过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毛泽东还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图谋得逞；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安全，并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鉴于这些，《纲要》对毛泽东做了如下评价：“毛泽东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顶住来自外部的各种影响和压力，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探索。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记载在党和国家的史册上。”
四、敢于正视错误和问题，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具有鲜明的历史总结意识
首先，体现在《纲要》对中共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段历史的总结上：“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在一定时期内，一部分领导人之所以犯了全局性的、严重的错误，这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缺乏对国情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之统一的认识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再加上国外因素的干扰等情况构成了这一时期党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其次，体现在《纲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犯的一些错误的分析和思考上。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观点，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纲要》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有针对性地做出了回答。比如：“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发现错误，抵制错误，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并且一直没有停止过。”编纂者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所犯错误的原因与以往的原因作了区别，并将总结的重点放在了党自身地位和所处环境的转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等方面，这样就与中共成立初期所犯错误的原因区别开来。
如何看待历史上出现的错误是一个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纲要》指出：“错误具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又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犯错误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定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这些论述充分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显示出一个成熟的执政党所具有的自信心。
敢于直面当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研究者的史学素养和理论风格。《纲要》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新的问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一定要清醒地认识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增强忧患意识，坚持艰苦奋斗。”不避讳当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纲要》具有鲜明的历史总结意识和反省意识的重要表现。
五、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纲要》具有自觉的会通意识
中国传统史学具有“通史家风”的底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贵通”、“重通”的优良传统。《纲要》一书的编纂者在继承发扬这些传统的基础上，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任务为基本线索和研究视角，对中国近现代史爬梳、探研，提出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观点，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出了归纳。《纲要》以30万字的篇幅，向人们展示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波澜壮阔的史诗，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趋势潮流。《纲要》一书涉及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4个中央政权，时间从19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跨越了3个世纪，可以说是一部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通史。而编纂者将新时期以来近30年的历史纳入到《纲要》的考察视野，附录“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的时间范围则从1840年鸦片战争直至2006年10月，更是这种会通意识的自觉流露。
《纲要》作为以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对象的史学著作，对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许多事件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它们放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这也是《纲要》具有会通意识的又一个证明。“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史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这种横向的考察融合于纵向的会通之中，既为纵向的研究拓宽了视野、开拓了思路，又使得《纲要》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具备了自觉的世界意识，增强了研究的系统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增加了《纲要》考察内容的历史内涵和时代底蕴。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纲要》一书是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既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基本观点的盘点和总结，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促进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诠释和解读，同时彰显出当今历史研究所应遵循的价值趋向和基本理念。有论者指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要“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主旨的指导下，《纲要》编写组集中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30多名专家学者数十次易稿终成此书。因此，《纲要》一书并不是一个人、一个学术流派的独断之学，而是代表了当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纲要》一书不仅可以被看作新世纪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最新探讨和解读，而且也是学术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作出的新的探索，同时还是我们对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重要表现。
作为《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一书中各部分的综述格外引人注意，这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也是最见作者理论功底和教材编写特色的地方，在30万字的篇幅中占了4万字。从综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作者所界定的三大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色，更为难得的是，编纂者在这一部分中侧重于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和理论阐述。把许多在学术论文中艰难晦涩的概念和术语融在浅显流畅的语言之中，充分彰显出《纲要》与一般学术专著的不同之处。作者较好地处理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纲要》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关于中国近代社会中两大主要矛盾关系的认识，关于“三座大山”的分析，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进程和历史性成就的分析等等，都反映出编纂者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对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如何在充分阐述主流观点的同时，又不抹杀个人的观点，是集体撰史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纲要》的编纂者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还是颇费了一番工夫的。如果说整部《纲要》鲜明地贯穿着编纂者的会通意识的话，那么各部分的综述则构成了《纲要》之纲，而综述中的许多见解和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凸现出了编纂者的个人见解，可以看作是《纲要》的点睛之笔。
当然，笔者的上述评价和理解并不意味着《纲要》一书尽善尽美，没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作者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孕育和萌生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动因关注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半封建”性质的理解。《纲要》一书没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文化、社会生活给予应有的重视。现代化研究作为史学界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范式，《纲要》没有做正面的阐述。当然，这些缺陷和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囿于该书的体例和撰述宗旨所致，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编纂者，也不能掩盖其作为高校历史教科书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转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