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讶于她的宁静和朴素，沉迷于
一
科大是讲究“红专并进”的，这四个字一入校训，便再也无人能够将它舍弃；但科大又是最不讲“政治挂帅”的，即便是“文革”鼓噪得最厉害的时候，派性斗争在科大也没有太大的市场。
这似乎是个悖论。
科大的缔造者主要有两种人：一是开国元勋，像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一是科学大师，像钱学森、严济慈、华罗庚等。他们要建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而是能为“两弹一星”等现代科技培养人才的精英大学。所以说，科大诞生于国家重大而迫切的战略需求，承载着科技报国的历史使命。
著名化学家杨承宗先生回顾自己的人生时说：“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科大办了一个化学专业。”显然，科大人的“红”体现在爱国热情、报国之志上，落实在与“专”的协调并进上。科大的“红专并进”说的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而不是热衷于斗争哲学。
二
如果把“红专并进”理解成世界观的话，那么“理实交融”便是科大人的方法论。科大校训中的这“另一半”，同样是科大品格的基石。
当年杨振宇先生给科大少年班学生提出的一个忠告，就是“学会质疑”。这一点，恰恰是科大人与众不同的地方。
不少到科大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都有同样的感觉：这里的学生很活跃，喜欢追着提问，乐此不疲。而且，科大人判断一个问题，首先考虑的因素不是长官意志、权威主张、书本意见，而是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有人形象地说，一个平时畏首畏尾的孩子，只要到科大磨练一年，往往变得非常善辩，喜欢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别人的观点提出各种质疑。
当然，质疑不是目的，而是让事情更加科学的一个途径。典型的例子是，科大近十年来既没有扩招，也没有随行就市搞综合性、大而全，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强的发展定位。这样一种习惯，就来源于“理实交融”的校风――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批评质疑的思维，一种客观理性的方法。
三
科大的78级学生毕业那年，集体捐款，向学校赠送了一座雕塑，坐落在老图书馆背后的草地上。宽厚的基座上，两条牛肩峰突出、体健力劲，背向奋蹄，仿佛要扭转背负的偌大地球。
据说，它原来的名字叫“扭转乾坤”，后来有人觉得名字取得过于张扬，和科大的校风不太符合，因而改作了现在的名字“孺子牛”。不过，名字改了，雕塑透出的那股精气神却没变。她因而成为上世纪80年代科大人的精神图腾――科大人将骨子里的追求卓越、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通过一个昂扬的雕塑进行了一次含蓄的抒发。
那是一个科大的年代。少年班的横空出世，研究生院的首次创办，第一个大科学工程的奠基开建，海外杰出科学家的纷至沓来……科大成为国内青年学子热切向往的科学殿堂，而他们在诸多与国内一流名校学子的同台竞技中的杰出表现，更为这所意气风发的大学增添了光彩。
而在此前，北京初创时期，新生的科大在建校后次年便跻身国内重点大学行列，云集的科学大师为科大人浇筑了“卓越至上”的追求。“文革”期间的移迁合肥，则使科大元气大伤，师资、设备几乎损失殆尽。是这样一种追求卓越永不言败的精神传承，支撑着科大人在这片由农舍、菜地所包围的破败的荒野上，重新爬了起来。科大人追求卓越的梦想，竟然曾经是如此的艰辛，如此的执著。
四
当然，还得说说“不要命的上科大”这句话。老科大人一定很自豪地告诉你：这句话在上世纪80年代流传甚广，但它的起源却在北京。
穷困与刻苦，似乎是科大人与生俱来的特征。科大在北京的时候，学生玩命学习的劲头就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当年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时，要辨识科大的队伍很容易，哪个队伍穿得最土、一停下来就看书，肯定是科大的。“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这句话从此流传开来。五
很多人都一个心愿：科大应该有一个像样的梅园，冰封大地的时候，红的、白的、黄的、粉的梅花，香满校园。因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种刻苦的精神，已经成为科大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
不过，这个心愿注定很难实现。科大人太随性了，即便有人要勾画这个梅园，也大约只是在某一空旷之所多种几株梅花而已，没有高巧的规划，也没有精心的雕琢，更不会有多少名贵的品种。
于是，科大人便一直这样随遇而安地习惯于踏雪寻梅，教学二楼前零散的两株，眼镜湖边稀疏的一丛，西区芳华园边蓬松的几棵……
好在梅花有其沁人心脾的芬芳，不用到处寻找，循着芳香走去，没准在校园的哪一个角落，就有一枝春意绽放――就像我二十年前偶然碰到的那株寒梅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