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受到了一些未预期到的内外部因素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由此引发了理论界和公众对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的争论和议论。为此,笔者就当前我国宏
经济运行是否到了“拐点”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去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2%,经济增长逐季走低。分三次产业来看,产业增加值虽然是增长的,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是回落的,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5%,回落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长11.3%,回落2.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10.5%,回落1.6个百分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扛大头”的工业生产的增速也在减缓,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3%,比去年同期回落2.2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6.4%,二季度增长15.9%,近2个月也是逐月走低。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9%,比去年同期回落21.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使一些人认为,宏观经济已进入“拐点”,由向上运行转为向下运行。
这种判断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笔者认为:现在说我国经济已进入下行的转折点还为时过早;宏观经济走势整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理由如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确定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8%左右。在2006年和2007年GDP增长率连续2年超过11%的背景下,政府有意识地降低增长速度,这是减轻资源、环境压力,抑制经济过热,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保持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
――从综合资源、生产技术和劳动力状况以及近10年来经济运行的情况看,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约在8%-10%之间,增长率过高易造成经济过热和粗放式增长,过低又会导致资源利用和就业的不足。根据目前的情况估计,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还将超过8%达到9%左右。这个增长率是符合经济承载能力的,是适度的。
――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未发生大的改变。1、固定资产投资稳定较快增长,没有出现下滑。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3%,比去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这说明市场情况较好,投资者预期乐观。尤其是投资结构正朝着政府预定的目标改变:与去年同期相比,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快于城镇,中西部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投资结构的这种变化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城乡协调发展。2、城乡消费增长较快。今年前7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7%,比去年同期加快约7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增长23.0%,7月份增长23.3%,呈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消费增长的增幅创下1996年2月以来的最高纪录。结合1998年以来我国消费支出持续低迷的情况来看,今年前7个月消费不断走高应是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的一个积极信号。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说,主要依靠消费增长比主要依靠投资或净出口增长来推动经济发展更具有积极意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更坚实。3、净出口虽有减少,但影响不大。今年前7个月的贸易顺差同比下降9.6%,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6个百分点。出口和净出口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国际经济波动、人民币升值和出口产品成本上升等原因造成的。对于主要依靠内需来推动增长的我国经济来说,净出口一定幅度的减少不会改变宏观经济的走势,而且有利于缓解流动性过剩造成的物价过快上升的压力。
――还有一些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首先,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虽对经济的总供给造成负向冲击,毁坏了相当多的国民财富,但灾后重建需要大规模投资,会成倍增加GDP。其次,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会明显扩大消费支出和市场需求;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第三季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还会进一步高于第二季度。最后,8月6日国务院通过了《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对于促进“长三角”和“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脉,其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我国经济的总体走势。
当然也应看到,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一些“拖腿”因素。一是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如去年,像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动荡,一些周边国家如印度、越南、泰国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二是工资、利率和原材料价格不断提高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三是人民币升值、国际石油价格和一些原材料(如铁矿石)价格上升过快导致许多外向型企业成本上升过快,出口困难。四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使得一些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些因素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和改善宏微观调控来加以化解。
物价是否得到了有效控制
本轮物价过快上涨始于去年3月,今年4月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达到最高值8.5%,此后逐月回落,7月份下降到6.3%,去年下半年以来实施的“防通胀”措施开始见效。但对物价走势还不能过于乐观,“防通胀”还不能掉以轻心。一是因为CPI涨幅现在还偏高,尤其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类价格指数的涨幅还在15%以上;二是因为去年以来通货膨胀几乎成了国际性现象,不少国家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三是因为推动我国此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还未得到有效控制。
此轮物价上涨从CPI构成来说是结构性上涨而非普涨,构成CPI的8大类商品价格水平呈现“2升3降3稳”:食品类和住居类价格上涨过快,衣着类、交通通信类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类价格水平下降,其他三类价格水平是稳定的(涨幅低于或略高于3%)。原因在于此轮物价上涨是“混合型”的,推动物价上涨的原因既有需求拉动因素,也有成本推进因素;既有一些商品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也有国际性通货膨胀输入的影响;还有一些结构性原因导致农村物价涨幅高于城镇,西部物价涨幅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东部。
当然主要原因还是成本推进:首先,饲料、化肥、油电价格和劳动报酬上升直接提高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生产成本,加上蓝耳病和禽流感造成供给量减少,从而率先引发粮油和猪肉涨价。其次,2006年虽然CPI只上升了1.5%,但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已上涨了6.0%,原材料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已上涨了6.6%。最后,2004-2006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增长超过11%,集体单位的劳动报酬2006年也增长8.5%,农民工工资也有相应增长。这些价格上涨推动了生产成本的上升,经过一个滞后期反映在了CPI过快上涨上。根据笔者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CPI变化与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变化高度或显著相关,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889;用1993年以来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CPI变化对PPI变化的敏感(反应)系数为0.885。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主要都是成本推进型的。
我们仍需控制物价不放松,因为推动生产成本上升的因素还未从根本上消除,煤炭、钢材、粮食和一些主要原材料的价格还在上升,国际石油价格仍处在高位。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PPI同比上涨7.6%,4月份以来逐月走高,7月份更达到10.0%;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的涨幅7月份达到15.4%的高水平,分别创下12年和13年来的新高。这两类价格指数对CPI的传导效应和后续影响不可小视,因此控制物价仍将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政策重点要从控制经济过热为主调整为控制生产成本过快上升为主,即从着眼于需求方控制物价转向着眼于供给方控制物价。
宏观调控现在是否两难
有学者担心我国宏观经济会陷入“滞胀”――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增长反而陷入停滞,并因此建议宏观调控策略改为“放弃紧缩,确保增长”。笔者认为,表面上看,一方面要降低物价,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经济高增长,宏观调控处于“两难”境地,但若调整一下思路,宏观调控还是不难操作的。
首先,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控制物价是基于物价上涨是需求拉动型的判断,如果认可本轮物价上涨主要是成本推进型的,控制物价的思路就会调整。控制成本推进型物价上涨的主要方式是控制工资、原材料、燃料、动力和半成品价格过快上升,在政策上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改善管理来消化一部分成本增加,这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没有太大关系。当前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其原因部分在于成本上升未得到有效控制,货币政策紧缩又造成融资困难。如果着重通过控制成本过快增长来控制物价,将有利于调动企业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就业和扩大产量,这样就会获得既能有效控制物价又能保证适度高增长的功效。
其次,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8%左右,并非追求10%以上的高增长,宏观调控还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适当调低经济增长率的同时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会减少对生产要素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减轻生产成本上升压力,从而抑制成本推进型的物价上涨。去年以来的物价上涨过快，一定程度上是由前几年经济增长过快导致对能源资源和一些关键原材料需求过高引发的。如果说GDP增长下调1个百分点可换取CPI下降2个百分点,那么今年把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CPI涨幅控制在5%左右还是有很大把握的。
再次,不一定非要在短期内把物价涨幅控制在5%或4%以下。因为:1、本轮物价上涨有一些是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例如粮食、油料和生猪等农产品价格前些年压得过低,其涨价的部分原因是价格回归正常。并且其价格的适当上升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意义。由此引起的生活成本上升,可采取对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者实行财政补贴的措施。2、本轮物价上涨有相当一部分是因石油、煤炭、铁矿石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上升引起的。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来说,逐步提高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价格是必然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最后,适度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率越高越好,这已是国际上的共识。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要实现“新三步走”发展战略,要在本世纪中期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就需保持一定高度的经济发展速度,但这种高增长必须是适度的高增长。所谓“适度”,一是要和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二是要和技术条件与经济体制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相适应,三是要和市场竞争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相适应。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不但不利于资源的节约和可持续利用,不利于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而且不利于企业优胜劣汰和经济结构调整。在追求高增长的宏观环境下,那些高消耗高成本的企业也可以生存,那些规模过大、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也仍有市场,其结果是该淘汰的企业没有被淘汰,该收缩的行业没有收缩,市场不能为新企业、新产品腾出空间,从而迟缓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因此,对一些经营困难的企业和行业,要根据具体原因来区别对待,不要一概去“保”去“救”,要有“保”有“放”,真正使目前的宏观经济调整过程变成企业优胜劣汰、产品质量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的机遇。(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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